当旅店老板把我们从沉睡中叫醒的时候，好象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一般。
洗了个脸精神了很多。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一行四人就出发去一个叫“大沙”的村落。
先前的功课都由鹤浦派出所的同行们做好了，我们只管跟在他们后面行进在弯弯绕绕的小路上。
偏远小岛的夜色尤为沉静自然，此时远处的山体、村落、大海、沙滩显得隐约朦胧、浑然一色。
借着同行者的手电光以及夜行的经验，在乡间小路行走也不算困难。
行间我和刚熟悉的两位当地民警还闲聊了一阵子。
“他（A）在这里做什么？”
“涨潮捕。”
我明白那是一种近海捕渔的方式，涨潮时开船出去，把固定在海上的渔网上的鱼获收捕回港。也是一种传统的小船作业形式，投入少，产量也低。但鱼获新鲜。
“这里的居民都捕渔吗？”
“不是，有很多是农民。”
“这里离高塘很近？”
“对，西边那个大的岛屿就是高塘。”
“高塘比鹤哺大？”
“不是的，鹤浦是整个宁波最大的一个岛。”
我想到白天船上熙熙嚷嚷的乘客和肩挑手扛大件小件那阵势，原来不经意间到了一个超大的岛屿，据然还浑然不知，暗暗自责自己的少见寡闻。
我们先去一户村干部的家里，然后来到A的姐姐家。
这是一个位于山脚下的小园落，一排低低的旧瓦房应该住了好几户人家。
我们敲开那间居于中间位置的房门，里面亮着灯。
那种25瓦的白炽灯是当时农村居民的标配，幽暗发黄的灯光比起刚淘汰不久的煤油灯确实亮堂了很多很多。
开门的是A的姐姐。
白炽灯下还未收拾的饭桌边上坐了二位男子。
其中一位就是A。
他应该已经认出了我，朝我点了一下头，连屁股都没挪一下，有点发了怵的呆在那里。
我经自走过去拿出腰间挂着的手拷。
他很配合的递上双手，好象事先演习过一般配合默契，就连后面的签名字盖手印都似乎在完成剧本的安排。
他在外地的同行面前给足了我最大的面子。
以后我还会碰到好多这样的“地头蛇”，在当地耀武杨威、不可一世，一旦在外地逮着他们，都非常老实。
回到鹤浦所里，与所长汇报一下，想把A放在所里留置一个晚上，待第二天来带走。
“这个人是由你们执行逮捕的，留在我们所里不合适，再说我们人很少，设施也不健全，还是你们带着看吧。”
所长这番话，也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这么个身份也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再说就是放在所里也要我们一起看的，我们就把他带到住的旅店。
我向店老板要了一张席子，把A拷在床脚，掩着席子睡地上。
那晚他基本没睡，我和林助理轮流睡了一会。
他一直很安静，对我们非常服从。偶尔也聊上几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早。”
“去过我家了？”
“是的。”
“我知道你们会来。”
“你是想躲在这里吗？”
“不全是，反正家里也没有啥活可做，在这里找点事做。”
第二天一大早，他的姐姐、姐夫来码头送他。
定时的航班是岛民们唯一可以出岛的方式。
我让他去边上吃姐姐带来的东西，带着手拷的两只手碗用一件红色的T恤覆盖着。
他边吃边留着泪。他的姐姐和姐夫脸上的泪更多一些。
我控制住自己，知道自己泪点比较低，但也不敢转移视线。
临上船时，他姐姐要他把剩下的吃的东西带上，他不要，来回推脱几回还是收下了。
她姐姐跺着脚哗哗的流着泪，硬是没发出声来。
我才知道原来放声痛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船上本来就没多少个座位，地上堆满大包小包的东西，得选好位置才能站得疏服，还要防着长长的扁带棍棒类的东西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有位大伯看出我们有些“异样”，让了位置要我坐。
我想着A比我站着难一些，就示意让他坐，也方便我们看他。
他一定要我坐。我熬不过就落了坐。
他便主动靠近我一些，始终没有离开我一只手臂长的位置。不管船有多颠波，他都硬撑着。
下船的时候有点浪涌，他先上码头后还转头用并不灵活的那双手扶了我一把。
虽然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动作，在我的记忆中却非常的深刻。
以后我有好几次去石浦公干，其中有一次参加省公安厅的专案组在那呆了整整两个月，望见那个码头，就想起A那个转身扶我的动作。那手很有力气，把我不平衡的身子紧紧拉住。
小时候看完电影，总是一路上和小伙伴讨论那一个是好人那一个是坏人。虽然争得耳红面赤，但是非总是很明白。好人从里到外都好，坏人一直坏到骨子里。
那一会我真有点迷糊了。
这个在当地恶名迢著的A明明是我星夜追逃的对象，此时却如同影形相随的朋友。
在等候从石浦到丹城的汽车站，我随他去厕所时，他还居然问我：
“张班长，你是哪里人？”
我实话告诉他：“舟山定海人。”
他还说了句：“等我出来，有机会去看你。”
我在候车室也曾问过他：“你以前这么凶狠，我抓你时为什么这么配合？”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一直不明白他是凭什么得出的这个结论，但我一直没忘记这句话，而且是从A这样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
在回丹城的行驶的汽车上，他对我说手拷太紧了，能不能放宽松一点。
我想可能是下船那一把用力，他把自己手拷扣紧了一把。
而他在这么长时间居然坚持着没说。
我掀开他的T恤，见到手拷有点陷到肉里去了。
我把他先松开，然后重新拷在最安全也最宽松的位置。
他很客气的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在临近公安局的路口转弯处，他问我：“手拷要不要再紧一点？”
我摇了摇头。
在移交给看守所的那一刻，他流着泪送我离开。
洗了个脸精神了很多。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一行四人就出发去一个叫“大沙”的村落。
先前的功课都由鹤浦派出所的同行们做好了，我们只管跟在他们后面行进在弯弯绕绕的小路上。
偏远小岛的夜色尤为沉静自然，此时远处的山体、村落、大海、沙滩显得隐约朦胧、浑然一色。
借着同行者的手电光以及夜行的经验，在乡间小路行走也不算困难。
行间我和刚熟悉的两位当地民警还闲聊了一阵子。
“他（A）在这里做什么？”
“涨潮捕。”
我明白那是一种近海捕渔的方式，涨潮时开船出去，把固定在海上的渔网上的鱼获收捕回港。也是一种传统的小船作业形式，投入少，产量也低。但鱼获新鲜。
“这里的居民都捕渔吗？”
“不是，有很多是农民。”
“这里离高塘很近？”
“对，西边那个大的岛屿就是高塘。”
“高塘比鹤哺大？”
“不是的，鹤浦是整个宁波最大的一个岛。”
我想到白天船上熙熙嚷嚷的乘客和肩挑手扛大件小件那阵势，原来不经意间到了一个超大的岛屿，据然还浑然不知，暗暗自责自己的少见寡闻。
我们先去一户村干部的家里，然后来到A的姐姐家。
这是一个位于山脚下的小园落，一排低低的旧瓦房应该住了好几户人家。
我们敲开那间居于中间位置的房门，里面亮着灯。
那种25瓦的白炽灯是当时农村居民的标配，幽暗发黄的灯光比起刚淘汰不久的煤油灯确实亮堂了很多很多。
开门的是A的姐姐。
白炽灯下还未收拾的饭桌边上坐了二位男子。
其中一位就是A。
他应该已经认出了我，朝我点了一下头，连屁股都没挪一下，有点发了怵的呆在那里。
我经自走过去拿出腰间挂着的手拷。
他很配合的递上双手，好象事先演习过一般配合默契，就连后面的签名字盖手印都似乎在完成剧本的安排。
他在外地的同行面前给足了我最大的面子。
以后我还会碰到好多这样的“地头蛇”，在当地耀武杨威、不可一世，一旦在外地逮着他们，都非常老实。
回到鹤浦所里，与所长汇报一下，想把A放在所里留置一个晚上，待第二天来带走。
“这个人是由你们执行逮捕的，留在我们所里不合适，再说我们人很少，设施也不健全，还是你们带着看吧。”
所长这番话，也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这么个身份也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再说就是放在所里也要我们一起看的，我们就把他带到住的旅店。
我向店老板要了一张席子，把A拷在床脚，掩着席子睡地上。
那晚他基本没睡，我和林助理轮流睡了一会。
他一直很安静，对我们非常服从。偶尔也聊上几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早。”
“去过我家了？”
“是的。”
“我知道你们会来。”
“你是想躲在这里吗？”
“不全是，反正家里也没有啥活可做，在这里找点事做。”
第二天一大早，他的姐姐、姐夫来码头送他。
定时的航班是岛民们唯一可以出岛的方式。
我让他去边上吃姐姐带来的东西，带着手拷的两只手碗用一件红色的T恤覆盖着。
他边吃边留着泪。他的姐姐和姐夫脸上的泪更多一些。
我控制住自己，知道自己泪点比较低，但也不敢转移视线。
临上船时，他姐姐要他把剩下的吃的东西带上，他不要，来回推脱几回还是收下了。
她姐姐跺着脚哗哗的流着泪，硬是没发出声来。
我才知道原来放声痛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船上本来就没多少个座位，地上堆满大包小包的东西，得选好位置才能站得疏服，还要防着长长的扁带棍棒类的东西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有位大伯看出我们有些“异样”，让了位置要我坐。
我想着A比我站着难一些，就示意让他坐，也方便我们看他。
他一定要我坐。我熬不过就落了坐。
他便主动靠近我一些，始终没有离开我一只手臂长的位置。不管船有多颠波，他都硬撑着。
下船的时候有点浪涌，他先上码头后还转头用并不灵活的那双手扶了我一把。
虽然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动作，在我的记忆中却非常的深刻。
以后我有好几次去石浦公干，其中有一次参加省公安厅的专案组在那呆了整整两个月，望见那个码头，就想起A那个转身扶我的动作。那手很有力气，把我不平衡的身子紧紧拉住。
小时候看完电影，总是一路上和小伙伴讨论那一个是好人那一个是坏人。虽然争得耳红面赤，但是非总是很明白。好人从里到外都好，坏人一直坏到骨子里。
那一会我真有点迷糊了。
这个在当地恶名迢著的A明明是我星夜追逃的对象，此时却如同影形相随的朋友。
在等候从石浦到丹城的汽车站，我随他去厕所时，他还居然问我：
“张班长，你是哪里人？”
我实话告诉他：“舟山定海人。”
他还说了句：“等我出来，有机会去看你。”
我在候车室也曾问过他：“你以前这么凶狠，我抓你时为什么这么配合？”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一直不明白他是凭什么得出的这个结论，但我一直没忘记这句话，而且是从A这样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
在回丹城的行驶的汽车上，他对我说手拷太紧了，能不能放宽松一点。
我想可能是下船那一把用力，他把自己手拷扣紧了一把。
而他在这么长时间居然坚持着没说。
我掀开他的T恤，见到手拷有点陷到肉里去了。
我把他先松开，然后重新拷在最安全也最宽松的位置。
他很客气的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在临近公安局的路口转弯处，他问我：“手拷要不要再紧一点？”
我摇了摇头。
在移交给看守所的那一刻，他流着泪送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