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踢醒的，“起来值班！”
我刚刚钻出被窝就看到一件军大衣向我飞过来，“该你值班了！”丢给我军大衣的人说完就艰难地挤进我起来后留下的那个缝隙倒下睡觉了。
值班？怎么值班？我望向和我一起被叫起床的人，“怎么值班？”
“穿上大衣，坐到凳子上，两个小时，等下有民兵来叫换班的。”后来明白值班就是看守所让监室里的人自管的一种行为，在值班期间如果发生越狱、打架等突发事件要及时的按下警报器。事实上从进看守所到离开我都没听说过哪个监室晚上有按了警报器的。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我裹紧大衣蜷缩地坐在了凳子上，慢慢的等两个小时的时间流逝。身上的衣服已经十多天没换过了，保暖内衣感觉有点像上面刷了一层浆似的，一点都不保暖了，跻在脚上的是一双塑胶拖鞋，刚刚感觉到暖意的身体在军大衣内不停的哆嗦。
“你是哪里人？”那人把凳子搬到我旁边坐下后小声的问，“犯什么事进来的？”
在我回答了这些天回答了无数遍的问题后他递给我一根烟：“我们是老乡啊，我也是XX市的，我是XX县的，你们那里我到过，我95年到你们那里做过生意。”
烟是红梅牌的，我捧着他递过来的火苗点上，深深的吸上一口，脑袋一阵眩晕。
“好长时候没抽烟了吧？是不是上头了啊？”老乡笑着问我，“你别看这烟差，在这里买可是要10块钱一包。”
抽烟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很长时间没有抽烟后吸的第一口烟能让自己感觉到大脑缺氧，要慢慢的回过神来以后才能吸入第二口。而且只要是能点火后烧得出烟的，都能吸出最美妙的烟味。
“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在一根烟烧完后我问他。
“故意伤害。”
老乡姓刘，三十七岁。在我们省一家比较出名的铝材公司上班。在车间切割铝材的时候不小心用铝材碰到别人了，两人发生口角然后互相推搡了几把。此位仁兄果然不负我们市民风彪悍的土匪习性，在下班后回到宿舍找出一根短钢钎再在公司门口对他同事就是一顿暴打。
“如果当时不是上来拉架的人里面有个孕妇的话，我可能要把他打死去。”这是老刘在告诉我的时候说的，“其实打架的事不用搞到这里面来的，在派出所就能解决，给他赔了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之类杂七杂八的就能行了。反正就是要钱，最多就是行政拘留半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赔钱算了？反正你打伤了他也是事实。”我不解的问。
“老子就是不赔钱，事情是他惹大的，如果他首先不打我，我也不会把他打伤，也不会害得我被公司开除，进来了我也看了法律书，我这件事最多也就判个两年。我宁愿坐两年牢也不给他赔钱。”老刘说的法律书是每个监室都有的两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方面的。估计也是这两部法律的简易版本吧。
在很多天以后我和他又一次说起他的案子的事情。
我说：“你看，你在这里面要用这么多钱，如果判两年的话你在坐牢期间还得用钱，你怎么就不赔钱给他算了，两年的时间起码也能把这些钱赚回来，还不用坐牢。”
“我就是两年赚十万，只需要赔他两万，我都不搞。坐牢就坐牢，要我赔钱，门都没有。”
老刘的老婆给他来信说要给那个人赔钱了算了，老刘拒绝。
老刘请的辩护律师过来说只要老刘答应赔钱，马上就能出去回家过年，老刘拒绝。
办老刘故意伤害案子的派出所民警过来说那人答应调解，只要能赔钱就可以不起诉他，老刘拒绝。
再过了很多天以后，终于印证了他的判断：有期徒刑两年。不过还得赔偿被他打伤了的那人的这样那样的费用共计两万多元。
“你看，你现在牢也要坐，钱也得赔。划得来不？”我问他。
“老子给他赔个卵！”这是老刘离开看守所去劳改农场时说的。
具体老刘有没有跟那个被他打伤的人赔钱我不知道，但据我的了解，像他这样的案情的一般判决都会带有民事赔偿的，而且好像还能够法院强制执行。
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的谈话中过得很快，值班民兵在监室的小窗子上敲了下示意我们可以换班了。
老刘在一群“下面的”中间叫醒两个起来接替我们值班。
我钻进后面值班的人腾出来的空隙，合上眼睛，很快睡着。
这一夜，我梦见回到家里围着火炉烤火，上面挂着在滴着油的腊肉。
早上起床是被梁方叫起来的。
不知道天亮了没有，因为监室里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梁方的声音带着他们家乡浓厚的乡音：“起来起来，搞事搞事嗒哦！！”
除了“上面的”睡在靠前的两个铺位的两个人没有起床以外，其他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钻出被子穿上了衣服站在风门口等待风门打开。留下两个人把被子一床床的叠成条形再一床床的叠在监室最里面靠墙处，然后用一个大布罩子把堆在一起的被子罩上。
值班民兵过来在外面走廊上打开风门，监室里的人一个个挤了出去。我看到了一副刚开始想都不能想象的画面：梁方拿着一支白玉牙膏斜靠在放风室靠里面挂在墙上的柜子上面，监室里的其他人每个人拿着一把牙刷排好队依次等梁方给挤牙膏，经过一个，挤一点出来。嘴里不住嚷嚷：“快点，快点！莫紧到磨蹭。”
我冲监到7监室的时候除了两床破旧不堪的被子和一个饭盆一个饭勺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所以我找到老刘问他牙刷是从哪里来的。
“新口子，过来拿牙刷，口杯。”梁方叫道。
杯子是旧的，牙刷也是旧的。估计是以前的人用过了的。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这是别人用过了的吧？没有新的吗？”
回答我的是后脑勺上的一记耳光，“小JB，有给你用的就不错了，你还讲条件啊？这里是坐牢呢！要享福回屋里去。靠！”
我没有刷牙，用他挤的牙膏把牙刷好好的洗了一遍后接了点水随便漱了下口。老刘给了我一条毛巾，涤纶的那种，已经薄得可以望个对穿了，差不多能和如今有些女星在舞台上穿的透视装有得一比，嗯，聊胜于无。
我洗漱完了以后又看到了一副忙碌的景象：有人把放在墙边的塑料桶子打开，把里面的槟榔用一个饭盆舀出来，倒在一个个塑料做成的筛子里面，基本上每个筛子里倒的数量差不多。接着就有人把它端走再把槟榔一个个的铺均匀，再又有人把铺均匀了的筛子拿开，从铁门口用小塑料碗接过一碗碗类似止咳糖浆样子的被称为“卤水”的很黏稠的流质状的东西，用一根细竹签点上卤水给筛子里每个槟榔里面点上一点，再又有人端走点好了卤水的槟榔的筛子，给每一个槟榔里放一颗葡萄干在卤水上粘稳。妥妥的一条流水线。
监室里十几个人分成四组，把槟榔倒在筛子里以后每个组有一个人负责铺匀的工作，一个人负责点卤水，两个人负责点葡萄。我因为是“新口子”，对这些工作流程不熟悉，所以被分到点葡萄这个工种。
大概一个小时的忙碌以后，听到走廊上有人叫道：“头子尾子进站了哦！”于是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走进了监室里面站着等。同样的流程，梁方先给“上面的”摆好桌椅，放好菜，再在靠里面的地上铺好“桌布”，摆好饭盆，再接过从铁门下方的小口子里递进来的两盒饭，两盆子菜汤，然后给“上面的”把饭盛好摆上去叫杜哥他们吃饭。然后再是他自己，然后我们就能去那块桌布上每人领一盆饭了。
等我拿到的时候还是跟昨天一样就剩下一盆在那儿了。半碗汤里面泡着一些散饭——那是给他们“上面的”盛饭时铲下来的一层，可以肯定米是没有淘得很干净，饭粒中夹杂着很多的谷壳，还有些黑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到这里要名词解释一下：头子——饭，尾子——菜。这是我在后面的时候了解到的，至于原因，无从可考。但是整个看守所从被羁押的人员到已经判刑了的罪犯到管教干部都是这么叫的。
早饭吃完后继续开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紧张的忙碌。“上面的”人偶尔也坐下来帮这个点下葡萄或者帮那个到门口接下卤水，除了杜哥以外。杜哥一个人搬了把凳子坐在铁门口和外面操作真空机的蓝马甲们聊天，偶尔递根烟出去偶尔从蓝马甲手上接一根烟点上。
分工合作的事情很快就做完了，等分到每个组的槟榔很快就都点上葡萄了。组长——每个组都有一个组长，数了一下一共有多少筛子的槟榔，然后对我说道：“新口子，你今天就少分点，等下给你分6盘装袋。其他的每人11盘。”然后数了6筛子点好了葡萄的槟榔丢到我面前再给我一扎小塑料袋子。
怎么形容这个袋子呢？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下。
2004年的时候，我一个广东的朋友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玩，在我陪他游完了两天以后，他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地上到处都是槟榔的小包装袋子，还以为是避孕套包装呢！还奇怪你们这里也太开放了吧！”他的疑惑在我教他吃了槟榔以后得到了释疑。其实我这位朋友的描述不是很准确，据我了解，槟榔的小包装袋子是长方形的，而不是避孕套那样接近正方形。但是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出货之前把袋套好！不然的话我会开板子的。”组长对我说了这么句话就去做他自己的事去了。
出货？开板子？又是新鲜名词。不解，但是我没有问，以后会知道的。
事情很简单，一手搓开塑料袋子的口子另一只手把槟榔塞进去，袋子的规格和槟榔的大小很是接近。我的速度不是很慢。
“昌哥，想吃烟不咯？帮我做4盘货，我给你一根红梅棒子。”监室里有人喊道。
“两盘，我给你做两盘货换一根烟。”答话的是一个叫赵昌平的年轻人。他伸出两根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四盘太多了，两盘就搞！”
“算哒！不搞就算哒，两盘货就换一根，你怕我的烟有屎哦！”那人点上一根烟，吐出一串烟圈，语带不屑的说。
“昌哥，给我做三盘我给你一根芙蓉棒子。猴子太狡猾了，四盘货就换一根，我少一盘你搞不搞？”
“靠，老子出的是红梅，河北佬你他妈的搞一根芙蓉棒子就换三盘货，老子的红梅不是可以换六盘货了啊？”猴子仰起头，用牙齿咬着烟骂道。
“那我出两根芙蓉棒子中不中？昌哥？”河北佬笑嘻嘻的望着赵昌平说。
“我给你做一盘半，你给我一根。”估计是怕不能做完，赵昌平算了一下账后说道。
“一根的话就做两盘。成不成交？”河北佬掏出一根芙蓉香烟递过去。
赵昌平犹豫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应该算是天一交战了一会吧，还是接过了那支烟。随着烟一起递过来的还有两筛子等待装袋的槟榔。
我粗略的估算了下，一根芙蓉香烟价值人民币一毛，而装袋两筛子槟榔需要的时间最少需要四十分钟，照这样计算，如果赵昌平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帮别人做货的话，他能赚到三十六支香烟也就是人民币三点六元。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后面才知道一根烟的代价远远不止一个小时的装袋工作。
中午的头子尾子吃过后，我还有两盘货没有装完。赵昌平还有六盘槟榔在等着他。
我是倒数第三个装完袋的，老刘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过后过来帮了我一下，在我后面的还有和我一起冲监下来的东北人和赵昌平。猴子和河北佬还有另外的两个人蹬在赵昌平旁边不住的催他：“快点啦，昌哥，就要出货了，不要等下新口子没开板子你开板子了哦！”语气中更多的是幸灾乐祸。不，应该说全部都是幸灾乐祸。
“出货！”铁门打开，值班管教干部在外面喊道。
杜哥穿上一件黄马甲走出铁门，对里面问：“今天第几组出货？穿上黄马甲出货，快点！”
今天负责出货的不是我们这个组，另一个组的人每个人穿上一件脏兮兮的还能看得出黄色的马甲把一盘盘套好了袋的槟榔端出去摆在门口的真空机旁边，井然有序。
然后把空了的装槟榔的塑料桶子搬了出去，换进来十二桶装满槟榔的桶子——这是明天的任务。
铁门关上。整个号子里就剩下赵昌平还在装袋。
“易九高，等干部回办公室了后给昌哥开板子！天天妈的出货的时候做不完，什么JB玩意儿！”杜哥说了句。
我知道了什么叫“出货”，马上就能知道什么叫“开板子”。
十个监室都出货完毕以后管教干部就走了，在门口张望的杜哥打了个响指，“开工！”
赵昌平慢慢的站起来，走到监室靠走廊这一端的角落里，慢腾腾的解开裤子，拉到膝盖处，露出屁股，然后弯腰，手撑着墙壁。看得出他心里是在害怕，两腿有轻微的抖动。
易九高一点都不高，大概一米五五到一米六的样子。手上拿着一只NKIE公司和BNA联合生产的塑料拖鞋，走了过去。
“杜哥，几板子？”
“今天还有一盘货没做完，就开十板子算了！以后记住，一盘货十板子。”
啪，啪，啪……
易九高的身高决定了他“开板子”的方式只能是平着抽中赵昌平那两瓣白花花的屁股。他每一下都很用力，仿佛他们之间有着解不开的仇恨一样。
在整个过程中，赵昌平没有发出一丝声音。而监室里有的在狂笑，有的在冷笑，我在苦笑。我看不到赵昌平背对着众人的脸上的表情，但是他在十个板子挨完了以后边转身边提裤子的时候，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有着的谄笑。
“昌哥，明天还做生意不？一根烟呢！只需要做两盘货再挨十板子就行了，好JB便宜地！”猴子一边狂笑一边问。
“怕卵，只要你有烟，我就做。”
赵昌平用两盘货和十板子换来的烟在他吃完晚饭以后才抽，他从外套里面的袋子里掏出那一根带点皱的芙蓉棒子走到杜哥前：“杜哥，借个火。”点上后走到他挨板子的那个角落蹲下。闭着眼睛小口小口的吸完直到过滤嘴都烧着了。
后来我和赵昌平有一次聊天中问起了当时为什么会为了一根烟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的。他说，他在外面的时候最差都是抽利群的烟，并且烟瘾很大，这次进来了一根平时看都不会看的烟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就会让自己记住别再犯错进了号子。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相信的，但是我没有揭穿他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不相信是完全正确的，在我半年的牢狱生活还没结束时他刑满释放了，但是他在外面的自由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在走出看守所大门后他上了公交车，在公交车上赵昌平看中了一部手机，然后他伸手了，然后被抓了。在派出所呆了十几个小时以后他在半夜里又送进了看守所，离他走出看守所只有将近二十个小时，三天以后，他又被冲监到南四七监，离他走出七监的铁门不到八十个小时。
我刚刚钻出被窝就看到一件军大衣向我飞过来，“该你值班了！”丢给我军大衣的人说完就艰难地挤进我起来后留下的那个缝隙倒下睡觉了。
值班？怎么值班？我望向和我一起被叫起床的人，“怎么值班？”
“穿上大衣，坐到凳子上，两个小时，等下有民兵来叫换班的。”后来明白值班就是看守所让监室里的人自管的一种行为，在值班期间如果发生越狱、打架等突发事件要及时的按下警报器。事实上从进看守所到离开我都没听说过哪个监室晚上有按了警报器的。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我裹紧大衣蜷缩地坐在了凳子上，慢慢的等两个小时的时间流逝。身上的衣服已经十多天没换过了，保暖内衣感觉有点像上面刷了一层浆似的，一点都不保暖了，跻在脚上的是一双塑胶拖鞋，刚刚感觉到暖意的身体在军大衣内不停的哆嗦。
“你是哪里人？”那人把凳子搬到我旁边坐下后小声的问，“犯什么事进来的？”
在我回答了这些天回答了无数遍的问题后他递给我一根烟：“我们是老乡啊，我也是XX市的，我是XX县的，你们那里我到过，我95年到你们那里做过生意。”
烟是红梅牌的，我捧着他递过来的火苗点上，深深的吸上一口，脑袋一阵眩晕。
“好长时候没抽烟了吧？是不是上头了啊？”老乡笑着问我，“你别看这烟差，在这里买可是要10块钱一包。”
抽烟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很长时间没有抽烟后吸的第一口烟能让自己感觉到大脑缺氧，要慢慢的回过神来以后才能吸入第二口。而且只要是能点火后烧得出烟的，都能吸出最美妙的烟味。
“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在一根烟烧完后我问他。
“故意伤害。”
老乡姓刘，三十七岁。在我们省一家比较出名的铝材公司上班。在车间切割铝材的时候不小心用铝材碰到别人了，两人发生口角然后互相推搡了几把。此位仁兄果然不负我们市民风彪悍的土匪习性，在下班后回到宿舍找出一根短钢钎再在公司门口对他同事就是一顿暴打。
“如果当时不是上来拉架的人里面有个孕妇的话，我可能要把他打死去。”这是老刘在告诉我的时候说的，“其实打架的事不用搞到这里面来的，在派出所就能解决，给他赔了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之类杂七杂八的就能行了。反正就是要钱，最多就是行政拘留半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赔钱算了？反正你打伤了他也是事实。”我不解的问。
“老子就是不赔钱，事情是他惹大的，如果他首先不打我，我也不会把他打伤，也不会害得我被公司开除，进来了我也看了法律书，我这件事最多也就判个两年。我宁愿坐两年牢也不给他赔钱。”老刘说的法律书是每个监室都有的两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方面的。估计也是这两部法律的简易版本吧。
在很多天以后我和他又一次说起他的案子的事情。
我说：“你看，你在这里面要用这么多钱，如果判两年的话你在坐牢期间还得用钱，你怎么就不赔钱给他算了，两年的时间起码也能把这些钱赚回来，还不用坐牢。”
“我就是两年赚十万，只需要赔他两万，我都不搞。坐牢就坐牢，要我赔钱，门都没有。”
老刘的老婆给他来信说要给那个人赔钱了算了，老刘拒绝。
老刘请的辩护律师过来说只要老刘答应赔钱，马上就能出去回家过年，老刘拒绝。
办老刘故意伤害案子的派出所民警过来说那人答应调解，只要能赔钱就可以不起诉他，老刘拒绝。
再过了很多天以后，终于印证了他的判断：有期徒刑两年。不过还得赔偿被他打伤了的那人的这样那样的费用共计两万多元。
“你看，你现在牢也要坐，钱也得赔。划得来不？”我问他。
“老子给他赔个卵！”这是老刘离开看守所去劳改农场时说的。
具体老刘有没有跟那个被他打伤的人赔钱我不知道，但据我的了解，像他这样的案情的一般判决都会带有民事赔偿的，而且好像还能够法院强制执行。
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的谈话中过得很快，值班民兵在监室的小窗子上敲了下示意我们可以换班了。
老刘在一群“下面的”中间叫醒两个起来接替我们值班。
我钻进后面值班的人腾出来的空隙，合上眼睛，很快睡着。
这一夜，我梦见回到家里围着火炉烤火，上面挂着在滴着油的腊肉。
早上起床是被梁方叫起来的。
不知道天亮了没有，因为监室里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梁方的声音带着他们家乡浓厚的乡音：“起来起来，搞事搞事嗒哦！！”
除了“上面的”睡在靠前的两个铺位的两个人没有起床以外，其他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钻出被子穿上了衣服站在风门口等待风门打开。留下两个人把被子一床床的叠成条形再一床床的叠在监室最里面靠墙处，然后用一个大布罩子把堆在一起的被子罩上。
值班民兵过来在外面走廊上打开风门，监室里的人一个个挤了出去。我看到了一副刚开始想都不能想象的画面：梁方拿着一支白玉牙膏斜靠在放风室靠里面挂在墙上的柜子上面，监室里的其他人每个人拿着一把牙刷排好队依次等梁方给挤牙膏，经过一个，挤一点出来。嘴里不住嚷嚷：“快点，快点！莫紧到磨蹭。”
我冲监到7监室的时候除了两床破旧不堪的被子和一个饭盆一个饭勺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所以我找到老刘问他牙刷是从哪里来的。
“新口子，过来拿牙刷，口杯。”梁方叫道。
杯子是旧的，牙刷也是旧的。估计是以前的人用过了的。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这是别人用过了的吧？没有新的吗？”
回答我的是后脑勺上的一记耳光，“小JB，有给你用的就不错了，你还讲条件啊？这里是坐牢呢！要享福回屋里去。靠！”
我没有刷牙，用他挤的牙膏把牙刷好好的洗了一遍后接了点水随便漱了下口。老刘给了我一条毛巾，涤纶的那种，已经薄得可以望个对穿了，差不多能和如今有些女星在舞台上穿的透视装有得一比，嗯，聊胜于无。
我洗漱完了以后又看到了一副忙碌的景象：有人把放在墙边的塑料桶子打开，把里面的槟榔用一个饭盆舀出来，倒在一个个塑料做成的筛子里面，基本上每个筛子里倒的数量差不多。接着就有人把它端走再把槟榔一个个的铺均匀，再又有人把铺均匀了的筛子拿开，从铁门口用小塑料碗接过一碗碗类似止咳糖浆样子的被称为“卤水”的很黏稠的流质状的东西，用一根细竹签点上卤水给筛子里每个槟榔里面点上一点，再又有人端走点好了卤水的槟榔的筛子，给每一个槟榔里放一颗葡萄干在卤水上粘稳。妥妥的一条流水线。
监室里十几个人分成四组，把槟榔倒在筛子里以后每个组有一个人负责铺匀的工作，一个人负责点卤水，两个人负责点葡萄。我因为是“新口子”，对这些工作流程不熟悉，所以被分到点葡萄这个工种。
大概一个小时的忙碌以后，听到走廊上有人叫道：“头子尾子进站了哦！”于是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走进了监室里面站着等。同样的流程，梁方先给“上面的”摆好桌椅，放好菜，再在靠里面的地上铺好“桌布”，摆好饭盆，再接过从铁门下方的小口子里递进来的两盒饭，两盆子菜汤，然后给“上面的”把饭盛好摆上去叫杜哥他们吃饭。然后再是他自己，然后我们就能去那块桌布上每人领一盆饭了。
等我拿到的时候还是跟昨天一样就剩下一盆在那儿了。半碗汤里面泡着一些散饭——那是给他们“上面的”盛饭时铲下来的一层，可以肯定米是没有淘得很干净，饭粒中夹杂着很多的谷壳，还有些黑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到这里要名词解释一下：头子——饭，尾子——菜。这是我在后面的时候了解到的，至于原因，无从可考。但是整个看守所从被羁押的人员到已经判刑了的罪犯到管教干部都是这么叫的。
早饭吃完后继续开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紧张的忙碌。“上面的”人偶尔也坐下来帮这个点下葡萄或者帮那个到门口接下卤水，除了杜哥以外。杜哥一个人搬了把凳子坐在铁门口和外面操作真空机的蓝马甲们聊天，偶尔递根烟出去偶尔从蓝马甲手上接一根烟点上。
分工合作的事情很快就做完了，等分到每个组的槟榔很快就都点上葡萄了。组长——每个组都有一个组长，数了一下一共有多少筛子的槟榔，然后对我说道：“新口子，你今天就少分点，等下给你分6盘装袋。其他的每人11盘。”然后数了6筛子点好了葡萄的槟榔丢到我面前再给我一扎小塑料袋子。
怎么形容这个袋子呢？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下。
2004年的时候，我一个广东的朋友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玩，在我陪他游完了两天以后，他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地上到处都是槟榔的小包装袋子，还以为是避孕套包装呢！还奇怪你们这里也太开放了吧！”他的疑惑在我教他吃了槟榔以后得到了释疑。其实我这位朋友的描述不是很准确，据我了解，槟榔的小包装袋子是长方形的，而不是避孕套那样接近正方形。但是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出货之前把袋套好！不然的话我会开板子的。”组长对我说了这么句话就去做他自己的事去了。
出货？开板子？又是新鲜名词。不解，但是我没有问，以后会知道的。
事情很简单，一手搓开塑料袋子的口子另一只手把槟榔塞进去，袋子的规格和槟榔的大小很是接近。我的速度不是很慢。
“昌哥，想吃烟不咯？帮我做4盘货，我给你一根红梅棒子。”监室里有人喊道。
“两盘，我给你做两盘货换一根烟。”答话的是一个叫赵昌平的年轻人。他伸出两根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四盘太多了，两盘就搞！”
“算哒！不搞就算哒，两盘货就换一根，你怕我的烟有屎哦！”那人点上一根烟，吐出一串烟圈，语带不屑的说。
“昌哥，给我做三盘我给你一根芙蓉棒子。猴子太狡猾了，四盘货就换一根，我少一盘你搞不搞？”
“靠，老子出的是红梅，河北佬你他妈的搞一根芙蓉棒子就换三盘货，老子的红梅不是可以换六盘货了啊？”猴子仰起头，用牙齿咬着烟骂道。
“那我出两根芙蓉棒子中不中？昌哥？”河北佬笑嘻嘻的望着赵昌平说。
“我给你做一盘半，你给我一根。”估计是怕不能做完，赵昌平算了一下账后说道。
“一根的话就做两盘。成不成交？”河北佬掏出一根芙蓉香烟递过去。
赵昌平犹豫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应该算是天一交战了一会吧，还是接过了那支烟。随着烟一起递过来的还有两筛子等待装袋的槟榔。
我粗略的估算了下，一根芙蓉香烟价值人民币一毛，而装袋两筛子槟榔需要的时间最少需要四十分钟，照这样计算，如果赵昌平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帮别人做货的话，他能赚到三十六支香烟也就是人民币三点六元。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后面才知道一根烟的代价远远不止一个小时的装袋工作。
中午的头子尾子吃过后，我还有两盘货没有装完。赵昌平还有六盘槟榔在等着他。
我是倒数第三个装完袋的，老刘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过后过来帮了我一下，在我后面的还有和我一起冲监下来的东北人和赵昌平。猴子和河北佬还有另外的两个人蹬在赵昌平旁边不住的催他：“快点啦，昌哥，就要出货了，不要等下新口子没开板子你开板子了哦！”语气中更多的是幸灾乐祸。不，应该说全部都是幸灾乐祸。
“出货！”铁门打开，值班管教干部在外面喊道。
杜哥穿上一件黄马甲走出铁门，对里面问：“今天第几组出货？穿上黄马甲出货，快点！”
今天负责出货的不是我们这个组，另一个组的人每个人穿上一件脏兮兮的还能看得出黄色的马甲把一盘盘套好了袋的槟榔端出去摆在门口的真空机旁边，井然有序。
然后把空了的装槟榔的塑料桶子搬了出去，换进来十二桶装满槟榔的桶子——这是明天的任务。
铁门关上。整个号子里就剩下赵昌平还在装袋。
“易九高，等干部回办公室了后给昌哥开板子！天天妈的出货的时候做不完，什么JB玩意儿！”杜哥说了句。
我知道了什么叫“出货”，马上就能知道什么叫“开板子”。
十个监室都出货完毕以后管教干部就走了，在门口张望的杜哥打了个响指，“开工！”
赵昌平慢慢的站起来，走到监室靠走廊这一端的角落里，慢腾腾的解开裤子，拉到膝盖处，露出屁股，然后弯腰，手撑着墙壁。看得出他心里是在害怕，两腿有轻微的抖动。
易九高一点都不高，大概一米五五到一米六的样子。手上拿着一只NKIE公司和BNA联合生产的塑料拖鞋，走了过去。
“杜哥，几板子？”
“今天还有一盘货没做完，就开十板子算了！以后记住，一盘货十板子。”
啪，啪，啪……
易九高的身高决定了他“开板子”的方式只能是平着抽中赵昌平那两瓣白花花的屁股。他每一下都很用力，仿佛他们之间有着解不开的仇恨一样。
在整个过程中，赵昌平没有发出一丝声音。而监室里有的在狂笑，有的在冷笑，我在苦笑。我看不到赵昌平背对着众人的脸上的表情，但是他在十个板子挨完了以后边转身边提裤子的时候，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有着的谄笑。
“昌哥，明天还做生意不？一根烟呢！只需要做两盘货再挨十板子就行了，好JB便宜地！”猴子一边狂笑一边问。
“怕卵，只要你有烟，我就做。”
赵昌平用两盘货和十板子换来的烟在他吃完晚饭以后才抽，他从外套里面的袋子里掏出那一根带点皱的芙蓉棒子走到杜哥前：“杜哥，借个火。”点上后走到他挨板子的那个角落蹲下。闭着眼睛小口小口的吸完直到过滤嘴都烧着了。
后来我和赵昌平有一次聊天中问起了当时为什么会为了一根烟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的。他说，他在外面的时候最差都是抽利群的烟，并且烟瘾很大，这次进来了一根平时看都不会看的烟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就会让自己记住别再犯错进了号子。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相信的，但是我没有揭穿他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不相信是完全正确的，在我半年的牢狱生活还没结束时他刑满释放了，但是他在外面的自由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在走出看守所大门后他上了公交车，在公交车上赵昌平看中了一部手机，然后他伸手了，然后被抓了。在派出所呆了十几个小时以后他在半夜里又送进了看守所，离他走出看守所只有将近二十个小时，三天以后，他又被冲监到南四七监，离他走出七监的铁门不到八十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