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掠影》章节：中华文明对西方思想及宗教的影响
最新的科学研究及考古学成果显示，距今1.5万年之后，人类大迁徙活动逐步停止，从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地区迁徙到世界各地的人类，开始按照族群部落的方式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要么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山林地区，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如苗族、瑶族和彝族等古老民族；他们要么在河流、湖泊附近，建立村寨过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如古泰族、古越族等古老民族；他们要么在草原地区以游牧牛羊等牲畜为生，如古羌、古匈奴、古鲜卑等古老游牧民族；他们要么在海边、河口、大江大河等水域地方以捕鱼和船运为生，这些古老民族是沿海地区渔民和航海民族的祖先。
考古发展，到距今5000年左右，人类以经济及生活方式在中国及东亚等地区的分布和定居下来，促使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获得蓬勃的发展。这个时期，在中国云南、广西、广东、贵州、四川、陕西，以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区，种植有水稻、粟米、高粱、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同时这些人民还养殖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当时的古人已经完全掌握制造生产和生活工具和用具技术，掌握了造船、造车和大型器械等技术，掌握制陶、冶金、金工、石工、木工、皮革加工、养蚕及蚕丝加工、纺织等高超技术，他们建立了村庄，以及功能齐全具有一定入口规模的城市，社会已经具有完备管理功能，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城市附近几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国家。
由于大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社会精英阶层需要创造新的思想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以及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在距今1.5万年之前，生活在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思想和宗教上都继承了东南亚的古老思想及宗教，如萨满教、湿婆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古老宗教，由于中国及东亚地区是最早出现大规模农业、社会和城市的地区，为了管理日益繁杂生产和商贸活动，管理数量庞大的人口、族群和部落，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社会精英层必须化繁为简，手段强硬，做到令行禁止。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增加人口，由于湿婆教鼓舞生育，因此社会精英在全社会普及湿婆教的基本教义，由官方和部落领头主办推广郎婚制度（给女寨专门配备帮助女性生育的男丁）、群婚制度、走婚制度、婚配制度（数男与数女组成关系固定的家庭），举办季节性跨民族、跨区域的男女交友和婚配活动。这些制度和活动，有效地增加了人口，同时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
目前中国和东亚地区已经没有完整和系统的湿婆教，但是在东南亚、中国西南地区仍然保留那个时代留下的婚姻制度和男女交往习俗，而中国地区仍然流行的多子多福、重视婚姻和生育、不孝以无后为大、断子绝孙是人生最大败笔等观念和文化习俗，就是对那个时代湿婆教习俗的继承。
由于萨满教强调万物有灵，因此导致需要信仰、崇拜和祭祀的神灵太多，为了克服神职人员短缺的问题，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针对人们的宗教需求和痛点，创造了各种主管神如天神、土地神、海神、河神、山神、风神、雨神、雷神、生育神、丰收神、瘟神、冥神、死神、战神等，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困惑却求相应神灵帮忙，让信众实现自助服务。
萨满是人神沟通媒介，因此在人口众多的部落和国家里，萨满的日常工作接应不暇，根本忙不过来。聪明的管理精英们，建立寺庙，并在寺庙殿堂内摆设各种神灵的偶像，让祈福者自己烧香、献祭和祷告；占卜师根据事物普遍规律如因果律、循环律等，以及事物分类及普遍结果，设立一系列吉凶签条及其解签词。
最终这套占卜法，根据阴阳理论发展成中国特有的《易经》理论，易经理论人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阴阳聚合和演变的结果，易经以阴爻与阳爻从下至上随意组合的六爻为一挂，如此操作将得到64种固定组合即64卦，也是事物的64种普遍及典型变化过程及结果，如此签筒里只有64根签。同时，萨满法师还根据每卦的阴阳聚合变化的进程，解释事物发展过程及结果，并以此推断吉凶，获得解决办法。
《易经》发明使萨满、神师、占卜师获得了彻底解放，使宗教脱离了随意解释，宗教变成了一种科学，使人类的一切发展问题都变得简单而容易解决。《易经》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易经》万世后，它成为世界哲学、科学和数学的重要基础。
这些宗教改革，使萨满教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发生本项的变化，并形成中国文化独有的神灵观、事物观和吉凶观，建立中国人独有接受变化、变中求成、变中取胜，凡事皆可逢凶化吉的乐观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此操作下来，中国地区的萨满教已经荡然无存，它变成了中国独有神道教。
在距今1.5万年至距今5000年时代里，由于耆那教和佛教等强调禁欲，阻碍人口发展的思想和宗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它们在中国及东亚等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题外话：这些宗教直到魏晋（220年至420年）及南北朝（420年至581年）时期才大量进入中国，因为魏晋及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动荡、最贫穷苦难的事情，那是的人们迫切需要佛教思想解除人生煎熬和痛苦。）
在距今1.5万年至距今5000年时代里，中国地区对湿婆教、萨满教等宗教改革成果，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人类最早的唯一的古代文明——华夏文明的基础。
古气候学家及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期间，地球上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小冰河期，这次冰河期导致埃及等非洲北部地非常干旱和寒冷，导致全球很多大河水位下降，而且经常断流。世界各地特别是高纬度地区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出现严重减产和绝收情况，导致世界的主要文明区域陷入了一百多年战争、分裂和慌乱状态。
在这个灾难之前，四川成都平原是中国地区一个最靠北的最发达的农业区域和文明区域，这里已经建立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商贸繁荣的古蜀国，三星堆等文化遗址挖掘成果证明，古蜀国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
在这场灾难突然袭来时，松潘高原及秦岭以北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成群结队地翻山越岭进入四川盆地，由此引发北方农牧民集团与古蜀国集团等本地势力的战争，最终以北方游牧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取得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华夏民族为了统治蜀国故地，以及开发小冰河冰河期过后其他地区广袤的适合发展经济和殖民的土地，建立更加强大的帝国，因此华夏民族联合众多民族，进行重大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废除神权，树立王权；废除母权，树立父权；废除古蜀国本来宗教教义及仪式、神灵体系、庙宇及偶像等，将古蜀国的本来宗教彻底清除，一切宗教活动从简，在民间的宗教活动只保留婚丧、占卜、解吉凶等宗教活动。他们淡化和藐视神灵的力量和作用，强调人的能力和作用，鼓吹造化由人、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等解放人力和生产力的观念。这些社会改革及思想发展，为华夏民族成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主体民族奠定了基础。
经过华夏民族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后，萨满教、湿婆教等古老宗教的在中国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影子，而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神道教获得了蓬勃发展。
随后，中国进入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华夏民族，这个时代从公元前2100（即距今4100年前）至公元前256年（即距今2256年），期间跨度1850年左右，由于这段历史时间跨度很长，而且遗留至今历史文献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有限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发现，来整理和推演这段历史。
夏朝的历史文献表明，夏朝的主要功绩是落实宗教改革和社会改变的成果，通过治理水患，开疆扩土，发展农业生产和殖民，将其他民族融入华夏民族的范畴，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华夏民族征服了长江流域地区、黄河流域地区，奠定了华夏帝国的基本版图。
根据文献记载，商朝是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朝代，商朝统治区域主要长江以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包括今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山西和山东等地区。
商朝面临严重问题是，处理华夏民族即南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纠纷、竞争和战争问题。为了防止和打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商朝的精英阶层需要联合和资助陕西地区的羌族、氐族、匈奴族等军阀大族，抵御来至西北地区的敌人；需要联合中国北方的北狄族、鲜卑族等北方民族，抵御来至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北面的游牧民族入侵。这两条战线使商朝精英和人民疲于奔命，耗尽国力。最终商朝被兴起于陕西秦川地区的军事集团即周国击败，并取而代之，周朝应运而为。
在这三个朝代中，周朝的历史文献是最多的，根据历史文献描述，周朝采用分封世袭制，将国家土地分给贵族及有功之臣，实行仁政，本国人民和境外人民一律采用怀柔政策，开放本国人民和境外人民商贸和文化交流，开放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和混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和敌视，商朝因此应得了发展文化和经济的时间和空间。
在文化方面，周朝发展和成熟了易经，《周易》是《易经》的封顶之作，为中国哲学和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周朝的朝廷组织系统、管理制度和法律非常完备和实用，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周朝建立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成为中国文化重要基础，她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周朝的思想成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
但是，分封制导致宗族、门阀和军阀势力的兴起，导致朝廷被架空，国家分裂。之后周朝之地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222年），经历共550年的纷争和动乱。
在这段时间里，华夏民族经历思想和精神上的折磨阵痛，华夏精英阶层一直在思考和实践救国救民的理论和措施，由此推动诸子百家思想产生和形成，这个阶段产生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伟大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过去、今天和未来。
最新的科学研究及考古学成果显示，距今1.5万年之后，人类大迁徙活动逐步停止，从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地区迁徙到世界各地的人类，开始按照族群部落的方式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要么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山林地区，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如苗族、瑶族和彝族等古老民族；他们要么在河流、湖泊附近，建立村寨过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如古泰族、古越族等古老民族；他们要么在草原地区以游牧牛羊等牲畜为生，如古羌、古匈奴、古鲜卑等古老游牧民族；他们要么在海边、河口、大江大河等水域地方以捕鱼和船运为生，这些古老民族是沿海地区渔民和航海民族的祖先。
考古发展，到距今5000年左右，人类以经济及生活方式在中国及东亚等地区的分布和定居下来，促使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获得蓬勃的发展。这个时期，在中国云南、广西、广东、贵州、四川、陕西，以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区，种植有水稻、粟米、高粱、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同时这些人民还养殖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当时的古人已经完全掌握制造生产和生活工具和用具技术，掌握了造船、造车和大型器械等技术，掌握制陶、冶金、金工、石工、木工、皮革加工、养蚕及蚕丝加工、纺织等高超技术，他们建立了村庄，以及功能齐全具有一定入口规模的城市，社会已经具有完备管理功能，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城市附近几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国家。
由于大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社会精英阶层需要创造新的思想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以及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在距今1.5万年之前，生活在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思想和宗教上都继承了东南亚的古老思想及宗教，如萨满教、湿婆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古老宗教，由于中国及东亚地区是最早出现大规模农业、社会和城市的地区，为了管理日益繁杂生产和商贸活动，管理数量庞大的人口、族群和部落，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社会精英层必须化繁为简，手段强硬，做到令行禁止。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增加人口，由于湿婆教鼓舞生育，因此社会精英在全社会普及湿婆教的基本教义，由官方和部落领头主办推广郎婚制度（给女寨专门配备帮助女性生育的男丁）、群婚制度、走婚制度、婚配制度（数男与数女组成关系固定的家庭），举办季节性跨民族、跨区域的男女交友和婚配活动。这些制度和活动，有效地增加了人口，同时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
目前中国和东亚地区已经没有完整和系统的湿婆教，但是在东南亚、中国西南地区仍然保留那个时代留下的婚姻制度和男女交往习俗，而中国地区仍然流行的多子多福、重视婚姻和生育、不孝以无后为大、断子绝孙是人生最大败笔等观念和文化习俗，就是对那个时代湿婆教习俗的继承。
由于萨满教强调万物有灵，因此导致需要信仰、崇拜和祭祀的神灵太多，为了克服神职人员短缺的问题，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针对人们的宗教需求和痛点，创造了各种主管神如天神、土地神、海神、河神、山神、风神、雨神、雷神、生育神、丰收神、瘟神、冥神、死神、战神等，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困惑却求相应神灵帮忙，让信众实现自助服务。
萨满是人神沟通媒介，因此在人口众多的部落和国家里，萨满的日常工作接应不暇，根本忙不过来。聪明的管理精英们，建立寺庙，并在寺庙殿堂内摆设各种神灵的偶像，让祈福者自己烧香、献祭和祷告；占卜师根据事物普遍规律如因果律、循环律等，以及事物分类及普遍结果，设立一系列吉凶签条及其解签词。
最终这套占卜法，根据阴阳理论发展成中国特有的《易经》理论，易经理论人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阴阳聚合和演变的结果，易经以阴爻与阳爻从下至上随意组合的六爻为一挂，如此操作将得到64种固定组合即64卦，也是事物的64种普遍及典型变化过程及结果，如此签筒里只有64根签。同时，萨满法师还根据每卦的阴阳聚合变化的进程，解释事物发展过程及结果，并以此推断吉凶，获得解决办法。
《易经》发明使萨满、神师、占卜师获得了彻底解放，使宗教脱离了随意解释，宗教变成了一种科学，使人类的一切发展问题都变得简单而容易解决。《易经》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易经》万世后，它成为世界哲学、科学和数学的重要基础。
这些宗教改革，使萨满教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发生本项的变化，并形成中国文化独有的神灵观、事物观和吉凶观，建立中国人独有接受变化、变中求成、变中取胜，凡事皆可逢凶化吉的乐观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此操作下来，中国地区的萨满教已经荡然无存，它变成了中国独有神道教。
在距今1.5万年至距今5000年时代里，由于耆那教和佛教等强调禁欲，阻碍人口发展的思想和宗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它们在中国及东亚等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题外话：这些宗教直到魏晋（220年至420年）及南北朝（420年至581年）时期才大量进入中国，因为魏晋及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动荡、最贫穷苦难的事情，那是的人们迫切需要佛教思想解除人生煎熬和痛苦。）
在距今1.5万年至距今5000年时代里，中国地区对湿婆教、萨满教等宗教改革成果，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人类最早的唯一的古代文明——华夏文明的基础。
古气候学家及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期间，地球上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小冰河期，这次冰河期导致埃及等非洲北部地非常干旱和寒冷，导致全球很多大河水位下降，而且经常断流。世界各地特别是高纬度地区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出现严重减产和绝收情况，导致世界的主要文明区域陷入了一百多年战争、分裂和慌乱状态。
在这个灾难之前，四川成都平原是中国地区一个最靠北的最发达的农业区域和文明区域，这里已经建立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商贸繁荣的古蜀国，三星堆等文化遗址挖掘成果证明，古蜀国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
在这场灾难突然袭来时，松潘高原及秦岭以北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成群结队地翻山越岭进入四川盆地，由此引发北方农牧民集团与古蜀国集团等本地势力的战争，最终以北方游牧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取得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华夏民族为了统治蜀国故地，以及开发小冰河冰河期过后其他地区广袤的适合发展经济和殖民的土地，建立更加强大的帝国，因此华夏民族联合众多民族，进行重大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废除神权，树立王权；废除母权，树立父权；废除古蜀国本来宗教教义及仪式、神灵体系、庙宇及偶像等，将古蜀国的本来宗教彻底清除，一切宗教活动从简，在民间的宗教活动只保留婚丧、占卜、解吉凶等宗教活动。他们淡化和藐视神灵的力量和作用，强调人的能力和作用，鼓吹造化由人、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等解放人力和生产力的观念。这些社会改革及思想发展，为华夏民族成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主体民族奠定了基础。
经过华夏民族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后，萨满教、湿婆教等古老宗教的在中国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影子，而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神道教获得了蓬勃发展。
随后，中国进入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华夏民族，这个时代从公元前2100（即距今4100年前）至公元前256年（即距今2256年），期间跨度1850年左右，由于这段历史时间跨度很长，而且遗留至今历史文献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有限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发现，来整理和推演这段历史。
夏朝的历史文献表明，夏朝的主要功绩是落实宗教改革和社会改变的成果，通过治理水患，开疆扩土，发展农业生产和殖民，将其他民族融入华夏民族的范畴，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华夏民族征服了长江流域地区、黄河流域地区，奠定了华夏帝国的基本版图。
根据文献记载，商朝是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朝代，商朝统治区域主要长江以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包括今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山西和山东等地区。
商朝面临严重问题是，处理华夏民族即南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纠纷、竞争和战争问题。为了防止和打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商朝的精英阶层需要联合和资助陕西地区的羌族、氐族、匈奴族等军阀大族，抵御来至西北地区的敌人；需要联合中国北方的北狄族、鲜卑族等北方民族，抵御来至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北面的游牧民族入侵。这两条战线使商朝精英和人民疲于奔命，耗尽国力。最终商朝被兴起于陕西秦川地区的军事集团即周国击败，并取而代之，周朝应运而为。
在这三个朝代中，周朝的历史文献是最多的，根据历史文献描述，周朝采用分封世袭制，将国家土地分给贵族及有功之臣，实行仁政，本国人民和境外人民一律采用怀柔政策，开放本国人民和境外人民商贸和文化交流，开放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和混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和敌视，商朝因此应得了发展文化和经济的时间和空间。
在文化方面，周朝发展和成熟了易经，《周易》是《易经》的封顶之作，为中国哲学和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周朝的朝廷组织系统、管理制度和法律非常完备和实用，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周朝建立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成为中国文化重要基础，她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周朝的思想成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
但是，分封制导致宗族、门阀和军阀势力的兴起，导致朝廷被架空，国家分裂。之后周朝之地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222年），经历共550年的纷争和动乱。
在这段时间里，华夏民族经历思想和精神上的折磨阵痛，华夏精英阶层一直在思考和实践救国救民的理论和措施，由此推动诸子百家思想产生和形成，这个阶段产生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伟大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过去、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