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谲异常的所谓华北自治。
民国二十五年秋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日军华北驻屯军大举出动，调集了超过一个师团的兵力在天津北平之间举行连续八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向控制华北的东北军施压。
平津震动，一日三惊。
全国舆论哗然。
控制京畿的东北军部队差点懵了，马上又惶恐不安，举止失措，差点发生擦枪走火。
华北驻屯军一直以来都只有大致是混成旅的规模，什么时候能够增强到以师团规模出动进行演习，东北军总部居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谁知道现在驻扎在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到底有几个师团兵力了？
作为回应，东北军被迫临时决定调集两个步兵师，仓促进行军事演习，显示同等规模武力存在。
但是世人都知道，东北军心里是怕得要死。
当年东北军还是三四十万人马规模的时候，就被一个师团赶羊群一般赶出了奉天城，现在日本人又出动一个师团，能不能心虚吗？
华北逐渐走向被日本人背后控制的所谓自治深渊。
此事倒是早有预兆，而且又和张学良以及他的手下软弱可欺脱不开干系。虽然名义上，张学良已经下野，但是东北军总部依然正常运转。执掌京畿的，是昔日归属冯玉祥，而后又投降张学良的宋哲元。执掌冀察绥的，是张学良钦点的王以哲。
张学良的绥靖主义思想相当程度的影响了东北军各部军官。
早在去年六月，倒戈将军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就纠集大批汉奸武装，居然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引起全国震动。东北军在日本人的威胁下，畏手畏脚，居然不敢主动出兵平叛，差点让他们得逞，最后只好收买了事。
后又在十一月份，日本人指示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居然堂而皇之宣布成立冀东自治委员会，通电脱离中央政权。这个所谓的自治委员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汉奸土匪，更是由各级日本顾问掌握真正的实权。
日本人立时将殷汝耕搞的自治委员会，当做华北自治的样本工程，发动舆论宣传，力求提倡华北特殊化。
随后，在东北军总部的默认下，由日本人推荐的大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使得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央行政管辖权限之外。王克敏还是张学良的铁杆心腹之一，多次在东北军中担任高职。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自欺欺人的梦想罢了。
日本人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政治经济入手，企图使东北军盘踞的华北再次“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
凑巧抽大烟的张学良，心中依然有着这么一个梦想。
日本人的对外口号和张学良不谋而合，竟然使得张学良放下杀父之仇，再次心甘情愿地和日本人默契配合起来。
日本人步步紧逼，东北军不断退让。
只是张学良又失算了。
日本人最终想要的是全面控制华北政治、军事大权，而张学良只不过是希望借助日本人的手摆脱中央政权的制肘罢了。
这矛盾终究还是要爆发的。
民国二十五年秋华北驻屯军的大演习，使得华北局势扑朔迷离。
没有人看好东北军是否可以顶住华北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尤其是在山海关一带还有关东军一个师团在虎视眈眈。
在无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得到张学良首肯的东北军总部，终于决定实质接受和日本人秘密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
于是，日本人借助资本入侵的方式，全面向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伸出贪婪的双手，彻底将所谓的华北自治推向了**。
不要脸的东北军再次全面倒向日本人，只是上次投靠的是关东军，这次投靠的是华北驻屯军罢了。
虽然没有任何端倪见诸报端，但是真相还是慢慢浮出水面。
东北军中的不少主战派军官终于还是得知了具体的合作协议，怒火不断在胸中燃起。
没有人会去指责主帅张学良，但是背地里自然将王以哲、宋哲元骂得狗血喷头，各种私下聚会中不满的声音在逐渐增多，内部分歧已经十分严重。
二个月后，民国二十六年初春，号称主战派代表的东北军少壮军官孙铭九，秘密串联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鼓动对主和派势力进行清洗的计划。张学良当年暗杀杨宇霆清除异己的恶果，接二连三在东北军中上演，这一次更是升华到关系全军生死存亡的境地。
入夜之后，张学良指定负责东北军总部事务的王以哲，躺在病床上被张学良卫队的军官以拜谒的名义叫开家门，卫队军官直闯而入室内连开九枪，鲜血流满了整个床榻。
王以哲当场惨死。
同时被捕杀的还有数名东北军总部高级军官。
因为出面清除的是少帅卫队，混淆了命令的合法性，其他部队都惶惶然不知所措，等到第二天总算搞清楚是由真相的时候，王以哲等人早已惨遭暗杀。
很快，东北军各部队彻底乱了。
宋哲元第一时间缩回自己的老巢，除了原来在西北军中就跟随他的部下，其他东北军过来的军官一律挡之门外，他吓坏了。
王以哲的至交，师长刘多荃惊闻噩耗，红着眼直接出动部队，冲进总部驻地，大肆搜捕少壮派军官，一律就地枪决。甚至，刘多荃还学用张学良计策，将没有参加刺杀王以哲的的一名东北军旅长诱杀在会议室。
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终于愈演愈烈，彻底崩溃成为大大小小不相隶属的军阀势力。
华北防御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窟窿，不仅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南京政权也是怅然若失，洛阳政权更是大惊失色。
一开始莫名其妙的东京大本营，很快就反应过来，狂喜地开始制定全面侵华策略。
此时日本军方内部，北上派和南进派的争执已经十分激烈，东京大本营直接采取了和稀泥的方式，最终决定停止北上和北方军决一死战，但也没有同意立即南下占领重要的南洋油田。
华北连续不断的各种突发事件，让东京大本营如获至宝，马上决定由陆军向着防务空虚的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夺取富饶的华北大平原，同时为了安慰海军，也同意了陆海军合力再次进攻上海的计划。
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而在这个时候，所有形势都恶劣起来。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日本不断的外交攻势下，德国正式转向亲日态度，中国的外援渠道出现随时可能被封闭。
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在德国内部亲日派的坚持下，德国和日本就签订了所谓的《**产国际协定》，开始筹划建立军事政治同盟。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协议签署后，德国国内亲华派势力强烈不满，希特勒也不希望同中国的原材料交易一下子中断，迫使这个补充协定被暂缓实施。
关键还是戈林态度的转变。
越来越崇尚奢华生活的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终于被日本人的金钱攻势所攻破，在对华态度上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意加强日本人的合作。
在戈林的劝说下，希特勒决定逐渐降低两国军事交易活动，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后，将不再签订任何新的合同。
这给了无论是北方军政府，还是南京政权都是当头一棒。
尼森公司也加大了游说力度，加上昔日的合作友谊，使得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采取了拖延执行高层决策的办法，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这当然跟德国高层的某些授意有关，否则这两个部门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权限。
比如贪婪的大胖子戈林，尼森公司请普勒斯乔出马后，戈林还是明显放宽了态度，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
但是新的军事交易合同，还是不可避免的都终止了。
北方军政府马上指示尼森公司，尽可能加快执行现有与德国的交易合同，能够拿到的技术和军火，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先买下来，以防这个唯一的军火交易渠道随时中断。
因为东京大本营的重点转向华北驻屯军和上海驻屯军，盘踞东北的关东军被迫采取了守势战略，开始大规模的修筑防御工事。
北方军在德惠、四平接连大战，也是损失了数万兵力，也亟待后方补充，加上坦克、火炮、飞机的缺口依然巨大，导致虽然处于战略攻势，但却暂时无力发动新的进攻。
中日双方暂时都停了下来，积蓄力量，准备接下来的大战。
五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
民国二十五年秋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日军华北驻屯军大举出动，调集了超过一个师团的兵力在天津北平之间举行连续八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向控制华北的东北军施压。
平津震动，一日三惊。
全国舆论哗然。
控制京畿的东北军部队差点懵了，马上又惶恐不安，举止失措，差点发生擦枪走火。
华北驻屯军一直以来都只有大致是混成旅的规模，什么时候能够增强到以师团规模出动进行演习，东北军总部居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谁知道现在驻扎在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到底有几个师团兵力了？
作为回应，东北军被迫临时决定调集两个步兵师，仓促进行军事演习，显示同等规模武力存在。
但是世人都知道，东北军心里是怕得要死。
当年东北军还是三四十万人马规模的时候，就被一个师团赶羊群一般赶出了奉天城，现在日本人又出动一个师团，能不能心虚吗？
华北逐渐走向被日本人背后控制的所谓自治深渊。
此事倒是早有预兆，而且又和张学良以及他的手下软弱可欺脱不开干系。虽然名义上，张学良已经下野，但是东北军总部依然正常运转。执掌京畿的，是昔日归属冯玉祥，而后又投降张学良的宋哲元。执掌冀察绥的，是张学良钦点的王以哲。
张学良的绥靖主义思想相当程度的影响了东北军各部军官。
早在去年六月，倒戈将军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就纠集大批汉奸武装，居然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引起全国震动。东北军在日本人的威胁下，畏手畏脚，居然不敢主动出兵平叛，差点让他们得逞，最后只好收买了事。
后又在十一月份，日本人指示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居然堂而皇之宣布成立冀东自治委员会，通电脱离中央政权。这个所谓的自治委员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汉奸土匪，更是由各级日本顾问掌握真正的实权。
日本人立时将殷汝耕搞的自治委员会，当做华北自治的样本工程，发动舆论宣传，力求提倡华北特殊化。
随后，在东北军总部的默认下，由日本人推荐的大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使得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央行政管辖权限之外。王克敏还是张学良的铁杆心腹之一，多次在东北军中担任高职。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自欺欺人的梦想罢了。
日本人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政治经济入手，企图使东北军盘踞的华北再次“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
凑巧抽大烟的张学良，心中依然有着这么一个梦想。
日本人的对外口号和张学良不谋而合，竟然使得张学良放下杀父之仇，再次心甘情愿地和日本人默契配合起来。
日本人步步紧逼，东北军不断退让。
只是张学良又失算了。
日本人最终想要的是全面控制华北政治、军事大权，而张学良只不过是希望借助日本人的手摆脱中央政权的制肘罢了。
这矛盾终究还是要爆发的。
民国二十五年秋华北驻屯军的大演习，使得华北局势扑朔迷离。
没有人看好东北军是否可以顶住华北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尤其是在山海关一带还有关东军一个师团在虎视眈眈。
在无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得到张学良首肯的东北军总部，终于决定实质接受和日本人秘密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
于是，日本人借助资本入侵的方式，全面向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伸出贪婪的双手，彻底将所谓的华北自治推向了**。
不要脸的东北军再次全面倒向日本人，只是上次投靠的是关东军，这次投靠的是华北驻屯军罢了。
虽然没有任何端倪见诸报端，但是真相还是慢慢浮出水面。
东北军中的不少主战派军官终于还是得知了具体的合作协议，怒火不断在胸中燃起。
没有人会去指责主帅张学良，但是背地里自然将王以哲、宋哲元骂得狗血喷头，各种私下聚会中不满的声音在逐渐增多，内部分歧已经十分严重。
二个月后，民国二十六年初春，号称主战派代表的东北军少壮军官孙铭九，秘密串联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鼓动对主和派势力进行清洗的计划。张学良当年暗杀杨宇霆清除异己的恶果，接二连三在东北军中上演，这一次更是升华到关系全军生死存亡的境地。
入夜之后，张学良指定负责东北军总部事务的王以哲，躺在病床上被张学良卫队的军官以拜谒的名义叫开家门，卫队军官直闯而入室内连开九枪，鲜血流满了整个床榻。
王以哲当场惨死。
同时被捕杀的还有数名东北军总部高级军官。
因为出面清除的是少帅卫队，混淆了命令的合法性，其他部队都惶惶然不知所措，等到第二天总算搞清楚是由真相的时候，王以哲等人早已惨遭暗杀。
很快，东北军各部队彻底乱了。
宋哲元第一时间缩回自己的老巢，除了原来在西北军中就跟随他的部下，其他东北军过来的军官一律挡之门外，他吓坏了。
王以哲的至交，师长刘多荃惊闻噩耗，红着眼直接出动部队，冲进总部驻地，大肆搜捕少壮派军官，一律就地枪决。甚至，刘多荃还学用张学良计策，将没有参加刺杀王以哲的的一名东北军旅长诱杀在会议室。
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终于愈演愈烈，彻底崩溃成为大大小小不相隶属的军阀势力。
华北防御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窟窿，不仅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南京政权也是怅然若失，洛阳政权更是大惊失色。
一开始莫名其妙的东京大本营，很快就反应过来，狂喜地开始制定全面侵华策略。
此时日本军方内部，北上派和南进派的争执已经十分激烈，东京大本营直接采取了和稀泥的方式，最终决定停止北上和北方军决一死战，但也没有同意立即南下占领重要的南洋油田。
华北连续不断的各种突发事件，让东京大本营如获至宝，马上决定由陆军向着防务空虚的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夺取富饶的华北大平原，同时为了安慰海军，也同意了陆海军合力再次进攻上海的计划。
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而在这个时候，所有形势都恶劣起来。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日本不断的外交攻势下，德国正式转向亲日态度，中国的外援渠道出现随时可能被封闭。
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在德国内部亲日派的坚持下，德国和日本就签订了所谓的《**产国际协定》，开始筹划建立军事政治同盟。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协议签署后，德国国内亲华派势力强烈不满，希特勒也不希望同中国的原材料交易一下子中断，迫使这个补充协定被暂缓实施。
关键还是戈林态度的转变。
越来越崇尚奢华生活的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终于被日本人的金钱攻势所攻破，在对华态度上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意加强日本人的合作。
在戈林的劝说下，希特勒决定逐渐降低两国军事交易活动，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后，将不再签订任何新的合同。
这给了无论是北方军政府，还是南京政权都是当头一棒。
尼森公司也加大了游说力度，加上昔日的合作友谊，使得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采取了拖延执行高层决策的办法，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这当然跟德国高层的某些授意有关，否则这两个部门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权限。
比如贪婪的大胖子戈林，尼森公司请普勒斯乔出马后，戈林还是明显放宽了态度，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
但是新的军事交易合同，还是不可避免的都终止了。
北方军政府马上指示尼森公司，尽可能加快执行现有与德国的交易合同，能够拿到的技术和军火，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先买下来，以防这个唯一的军火交易渠道随时中断。
因为东京大本营的重点转向华北驻屯军和上海驻屯军，盘踞东北的关东军被迫采取了守势战略，开始大规模的修筑防御工事。
北方军在德惠、四平接连大战，也是损失了数万兵力，也亟待后方补充，加上坦克、火炮、飞机的缺口依然巨大，导致虽然处于战略攻势，但却暂时无力发动新的进攻。
中日双方暂时都停了下来，积蓄力量，准备接下来的大战。
五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