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木石直起身子，随即扶了扶身上下滑的背包：“很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朱某人心中一直占有崇高地位，是它早一步引导着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我中华民国之共产党处处以其为榜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导的共产国际处处对中国指手划脚。此前我党内人员很少有人对其提出质疑，包括党内高层人员，如李立三、王明等。他们只知道一味的唯其马首是瞻，这对我党，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较大的危害。”
“李兄，你的话，让我直接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在皇姑屯事件之后，民国一十七年十二月底，东北的张学良少帅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同时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就使国民政府达到了统一，至少在形式是一种统一，北伐战争也由此结束。国家不至于进一步的衰弱。这是民族幸事，国家幸事。”
“紧接着于次年，张学良为了收回东北的中东铁路权益，和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干了一仗。战事持续达五个多月，东北军虽然损件惨重，但是却打出了民族的气节，表达了我们的民族态度。在这一点上我深深佩服张学良将军。”
“此前的沙俄政府为了控制和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对我东北地区进行掳掠，因此修建了中东铁路，并且享有一切权利；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口头上四处喊着要废除沙俄在我国的一切不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抓着不放。在这一点上证明了李兄所说的，无论它挂的是什么旗，它的骨子里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在这个中东路事件上，由于受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提出的‘保卫苏联’口号的影响，我党高层也一度做出匪夷所思之决定，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作为一个决策引导我党，进而导致在全国不同地方做出了大量的宣传，因此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武装保卫苏联’的标语，甚至石刻。更有甚者，在我当时苏维埃政府所印的钱币上也有这这样的宣传口号。”
“这个决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损害我中华民族的利益。我党内前高层人士陈独秀先生这样认为。他曾上书表达这一观点。可惜无人听取。不但无人听取，反而受到党内高层某些人士的批评。”
“还有，这个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度是决定性的，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就拿我党的主要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来说，受其影响，与共产国际合作，做了不少事。张作霖大帅判其罪名为‘里通外国’罪并处以绞刑，而且还编译了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以证其有罪。”
“再想到前年西安的事情，张学良与杨虎成将军兵谏，意欲‘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此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广播，不断发表评论，攻击张学良将军这一行为。如今想一想，他们的这一攻击行为，恰恰又印证了李兄的另一句话：这个苏维埃，十余年来，它的的确确一直在支持和引导着中国的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使我们这个国家更加走向衰弱。”
“国共双方一旦‘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种国家内部的因为相互对抗引起的衰弱过程便会停止，它就无利可图了。我这里所说的利是大利，是国家领土问题。一个国家一旦衰弱到一定程度，她的领土想不任人宰割都不行。而且这个‘一致对外’，这一个‘外’字，包含的意味就很丰富了。也许就因为如此，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攻击，……”
王三台：“朱兄，李兄，你们两个今日让王某人受教匪浅，这些家国大事想不到如此复杂，直听的我心惊肉跳。真要谢谢你们两个。”
朱木石：“国家之间的事往往是战略层面的事，这与我们国内人与人之间又有不同；国与国之间是国家精英在说话，更是实力在说话。这些精英的眼光之远，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同时国家的实力也决定这些精英的智慧能否得以实现。所以纵然看到某些事情不合适，那也往往无可奈何。”
王三台：“你是说，我国之精英，其实也是看到了其中种种利害，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朱木石：“话也可以这么说，谁叫我们国家又乱又弱呢。”
王三台：“也可以说，有朝一日，国家强大，有些账还是要算的。甭管它是谁，甭管它是哪个国家。”
朱木石：“要算！就是你不想算也不行，人家找你来算！如今倭鬼子鬼口大开，想一口吞掉我整个国家，这是眼前最大一笔账，先集中所有能用的资源把当前这笔账了结了再说，只要是能用的，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来的，能用的都用。”
王三台：“所以，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资源我们也要用。”
朱木石：“对，要用，他们的人我们要用，物资也要用。事实上这是一种互惠互利，从心理上我们也算不上欠他的。”
王三台：“说的有理，这不是放债和欠债的问题。”
朱木石：“对倭鬼这笔账，其实我党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算了。只是蒋校长跟不上时代的步子，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只顾着自己的小算盘了。”
王三台：“这话从何说起？”
朱木石：“民国二十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民国二十二年，我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意与国民政府订立共同对日作战之协定，不过前提有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其实这三个条件都不难做到。如果愿意共同抗日，则第一条自然就形成了：试问友军之间还有相互进攻的道理吗？至于武装民众创立义勇之军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的军队与倭鬼相比太弱，发动民众，如此全民皆兵，有何不妥？至于第二条更是等于没说，这个怎么讲：国民政府奉行的是三民主义……，然而就是这三点，蒋校长都不答应。说他跟不上时代的步子，这不为过吧？”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我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只要国民政府军停止进攻苏区，对倭鬼作战，红军即与之联手。并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通过商讨，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样一来，此前的三条内容，只余下了一条，第一条。然而蒋校长依然没能抓住机会。说他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不过分吧？”
“同年我党瓦窑堡会议，提出于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力量统一起来。次年五月，我党向国民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八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很可惜的是，蒋校长就是不回头啊！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倭鬼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这才有了前年的西安之事。促成了国共的二次合作，共同抗倭鬼。如果说张学良将军放弃东北三省，不战而退，是民族之罪人的话，那么这次西安之事促成了国共合作，停止了内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此，基本上可以说将功补过了。”
朱木石侃侃道叙，无慌不忙，语清言晰，一时间王三台不语，李燕高沉思。
“李兄，你的话，让我直接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在皇姑屯事件之后，民国一十七年十二月底，东北的张学良少帅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同时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就使国民政府达到了统一，至少在形式是一种统一，北伐战争也由此结束。国家不至于进一步的衰弱。这是民族幸事，国家幸事。”
“紧接着于次年，张学良为了收回东北的中东铁路权益，和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干了一仗。战事持续达五个多月，东北军虽然损件惨重，但是却打出了民族的气节，表达了我们的民族态度。在这一点上我深深佩服张学良将军。”
“此前的沙俄政府为了控制和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对我东北地区进行掳掠，因此修建了中东铁路，并且享有一切权利；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口头上四处喊着要废除沙俄在我国的一切不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抓着不放。在这一点上证明了李兄所说的，无论它挂的是什么旗，它的骨子里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在这个中东路事件上，由于受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提出的‘保卫苏联’口号的影响，我党高层也一度做出匪夷所思之决定，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作为一个决策引导我党，进而导致在全国不同地方做出了大量的宣传，因此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武装保卫苏联’的标语，甚至石刻。更有甚者，在我当时苏维埃政府所印的钱币上也有这这样的宣传口号。”
“这个决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损害我中华民族的利益。我党内前高层人士陈独秀先生这样认为。他曾上书表达这一观点。可惜无人听取。不但无人听取，反而受到党内高层某些人士的批评。”
“还有，这个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度是决定性的，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就拿我党的主要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来说，受其影响，与共产国际合作，做了不少事。张作霖大帅判其罪名为‘里通外国’罪并处以绞刑，而且还编译了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以证其有罪。”
“再想到前年西安的事情，张学良与杨虎成将军兵谏，意欲‘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此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广播，不断发表评论，攻击张学良将军这一行为。如今想一想，他们的这一攻击行为，恰恰又印证了李兄的另一句话：这个苏维埃，十余年来，它的的确确一直在支持和引导着中国的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使我们这个国家更加走向衰弱。”
“国共双方一旦‘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种国家内部的因为相互对抗引起的衰弱过程便会停止，它就无利可图了。我这里所说的利是大利，是国家领土问题。一个国家一旦衰弱到一定程度，她的领土想不任人宰割都不行。而且这个‘一致对外’，这一个‘外’字，包含的意味就很丰富了。也许就因为如此，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攻击，……”
王三台：“朱兄，李兄，你们两个今日让王某人受教匪浅，这些家国大事想不到如此复杂，直听的我心惊肉跳。真要谢谢你们两个。”
朱木石：“国家之间的事往往是战略层面的事，这与我们国内人与人之间又有不同；国与国之间是国家精英在说话，更是实力在说话。这些精英的眼光之远，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同时国家的实力也决定这些精英的智慧能否得以实现。所以纵然看到某些事情不合适，那也往往无可奈何。”
王三台：“你是说，我国之精英，其实也是看到了其中种种利害，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朱木石：“话也可以这么说，谁叫我们国家又乱又弱呢。”
王三台：“也可以说，有朝一日，国家强大，有些账还是要算的。甭管它是谁，甭管它是哪个国家。”
朱木石：“要算！就是你不想算也不行，人家找你来算！如今倭鬼子鬼口大开，想一口吞掉我整个国家，这是眼前最大一笔账，先集中所有能用的资源把当前这笔账了结了再说，只要是能用的，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来的，能用的都用。”
王三台：“所以，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资源我们也要用。”
朱木石：“对，要用，他们的人我们要用，物资也要用。事实上这是一种互惠互利，从心理上我们也算不上欠他的。”
王三台：“说的有理，这不是放债和欠债的问题。”
朱木石：“对倭鬼这笔账，其实我党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算了。只是蒋校长跟不上时代的步子，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只顾着自己的小算盘了。”
王三台：“这话从何说起？”
朱木石：“民国二十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民国二十二年，我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意与国民政府订立共同对日作战之协定，不过前提有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其实这三个条件都不难做到。如果愿意共同抗日，则第一条自然就形成了：试问友军之间还有相互进攻的道理吗？至于武装民众创立义勇之军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的军队与倭鬼相比太弱，发动民众，如此全民皆兵，有何不妥？至于第二条更是等于没说，这个怎么讲：国民政府奉行的是三民主义……，然而就是这三点，蒋校长都不答应。说他跟不上时代的步子，这不为过吧？”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我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只要国民政府军停止进攻苏区，对倭鬼作战，红军即与之联手。并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通过商讨，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样一来，此前的三条内容，只余下了一条，第一条。然而蒋校长依然没能抓住机会。说他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不过分吧？”
“同年我党瓦窑堡会议，提出于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力量统一起来。次年五月，我党向国民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八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很可惜的是，蒋校长就是不回头啊！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倭鬼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这才有了前年的西安之事。促成了国共的二次合作，共同抗倭鬼。如果说张学良将军放弃东北三省，不战而退，是民族之罪人的话，那么这次西安之事促成了国共合作，停止了内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此，基本上可以说将功补过了。”
朱木石侃侃道叙，无慌不忙，语清言晰，一时间王三台不语，李燕高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