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设之所以难，因为它是隐形的东西，没有办法通过什么仪器去检验，甚至通过观察言行也不完全能得准确的答案。除了无法检验之外，还有两件事情也是很难办的。
第一件就是怎么让成员接受复兴会的理念和思想，后世赤色党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整风等来完全思想统一的，这个办法短期有用长期却会失效，在领导拿着完全是秘书写就的稿子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下面的人早已经心猿意马了；至于整风等办法在很多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有人会叉入别道，这些人就应该完全剔除出去，可这整风说到底还是会员的思想建设没有到位，真的要到位了，那还要什么整风。
思想建设第二难办的事情，就是解释复兴会本身。作为一个政党，他是像人一样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那么他就必须解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太祖的话犹在耳边。但很多人在读这句名言的时候都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是谁？”。如果没有确定“我是谁”，那么就没有办法确定“谁不是我”。朋友和敌人都是在“不是我”之中，因此，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明白“我是谁？”
而要明白“我是谁？”那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从那里来？”或者通俗的说——我代表谁。“我是谁”和“我代表谁”其实是一个问题，按照麦克斯的理论，社会是有阶级的，你来自哪个阶级，就自然会代表哪个阶级，如此分析，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可是，对于复兴会来说，按照这个逻辑分析，那么得出的答案就有些荒谬了，复兴会的成员基本是知识分子，是热血书生，这里面除了商业系统的陆行工厂有童工入会，其他95%是知识分子。
凭借知识分子能建设好中国吗？杨锐觉得很难，不是因为这部分人不优秀，而是因为其太优秀而很容易被社会大众所孤立，而且这种优秀说到底也只是说个人素质很优秀，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革命家、政治家。解构剖析的去看，复兴会就是一小撮先进的、优秀的、被爱国主义洗脑的知识分子在造反，其和其他组织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盈利丰厚的商业系统支撑，其指挥的军队，说到底——除了基层士官外——就是一支雇佣军。如果哪一天商业系统崩溃，薪资无法发放，那么这支军队散伙的可能性很大，不要说像老八路军，就是比瑞金的红小兵都不如。
既然无法从“从哪里来？”推导出“我是谁？”，那么只有泛指了。复兴会的定义是：复兴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富强中国、复兴华夏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代表中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复兴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很简单的一句话，杨锐以前看赤色党党章的时候从来都是略过的，但就是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就完全解释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关键问题。以此为纲，那么复兴会的短中长三期目标也很清晰了。短期目标是政权革命，即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中国或者中国大部分省份政治权力，以这个目标看，农民和会党是朋友，大多数开明士绅阶层也是朋友，满清系统里的少数官员和新军是朋友，沪上、汉口、天津等大的通商口岸的工人也是朋友。至于其他的革命党，就不是朋友这么单纯的关系了，和以上人那些可以纳入复兴会的人相比，他们也是革命党，有枪有军队。要想革命后集权，那么现在就要提防，而且也只能提防而已，真要和他们火并一次，那么会内会外都无法接受。
夺取政权是短期目标，而中期目标则是经济革命，或者说是经济改革。这改革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不从土地上改革无助于经济良性发展。当然，按照现实情况看，未来的土改不可能很剧烈，先不说这时代的人口以及土地集中不如后世那么严重，光是复兴会自身的力量就很不足，后世赤色党在建国的时候已经有六百多万党员，其中很多都是经过多年战争磨练的，这样的人拉一个出来就能当一个排用，而复兴会在建国的时候有二十万合格的党员杨锐就要笑了。
除了土地改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也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什么是经济运行机制，在杨锐看来就是金融（货币）、财政、税务、法律、政府政策五个方面，这其中又以货币和税务最难。要让几千年用惯了银钱的中国人用纸币还是有些困难的，更困难的是中国货币主权早已经被外资银行侵占了，要想夺回来那就得大费周章。不过这些都还是相对简单的，最难的是税务改革，农业税因为要重新丈量土地，换做其他时候是要爆发民乱的，但是如果和土地改革结合起来困难就很小了。至于关税可就更头大了，这中国关税从设立开始就是英国人在控制，后世好像是在1930年左右才关税自主的，这个时间太长了，杨锐可等不及。没有关税的保护，稚嫩的民族工业就是渣渣，根本无法成长。
在政权革命和经济改革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复兴华夏文明，至于这个纯粹形而上的议题，杨锐是毫无构想的，同时这个工作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两千多年的帝制惯性下要想改变中国的文化估计需要一两百年，杨锐猜测自己这代人能做的只是标出方向。
自从去了东北之后，杨锐就不断的把他对于革命的思考通过信件传到沪上，然后经章太炎、蔡元培、钟观光、王季同、虞自勋、徐华峰几人的讨论、修正后再送到万安里的复兴会总部，把这些枯燥的东西重新编辑、完善，作为党内指导文件。同时再以这种精神为主导，创作一些、评书、戏曲、歌曲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有道是文以载道，后世好莱坞在电影不断宣扬美国文化一样，通过文艺这样的洗脑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开会。
通过万安里总部，表述腐败的满清是洋人傀儡，全中国知识青年团结起来才能复兴中国的文艺作品已经出了不少。短篇不计，长篇的有射雕英雄传和官场现形记两部，当然，射雕的整个故事框架都做了修过，虽然和原著文风上有些差异，但是这本是白话文写的，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不成问题，并且这还改编成了评书，主要目标是人民大众；戏剧除了改变原有传统戏目之外，又新编了不少西洋话剧和杨锐所说描述的小品，特别是现在复兴军在东北抗俄，战地日记里很多小战斗都可以拿出来编成戏剧的。
在如此多的文艺作品的熏陶下，在东北荒原上残破的复兴军战旗号召下，“参加复兴会，打到东北去”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全中国的热血青年都往沪上而来，齐齐住到了租界的龙门客栈，客栈一百多间客房住满之后便住在旁边的旅社内。而住在客栈里的青年们，则会在客栈房间里找到一份表格，如果其按照表格填写并寄到指定地点的话，那么通过审查之后就会进入一个学校。
在学校里，在上课的同时他们将会被考察，并按照能力和可靠程度分成两块：不清楚底细却有能力的人一般进入建设体系，基本是留学为主；通过各地的教育会的情报网——这些学生基本都是上过学堂的，通过当地的学堂还是能了解很多事情——可以证实是可靠的人，一般进入革命体系，成为三年期的预备会员，基本是读军校或者入文职；至于那些不去留学却又无法确定其可靠度的，一般会派到国内各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感觉可靠的再成为预备会员。当然，成为预备会员之前基本都是单线和总部联系，对于复兴会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
以前是发愁没有会员，现在每个月却有一两百人来投奔，虽然这一两百人里面很多人对如何革命一无所知，但这些人毅力是有的，毕竟能离家投身革命，这勇气还是不小。只是要把这些稚气未脱的学生养成干练、坚定的革命党人还是要很多时日的。
王季同坐在万安里四楼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新到的各类文件。虽然在杨锐的熏陶下，总部的文件也按照重要性和紧急性分成四类，但他还是觉得很忙，近期除了入会者众多之外，立足于沪上的宣传体系建设和金融体系开始被提上日程。思想教育工作是复兴会工作的重点，而宣传系统，则是复兴会的喉舌，沪上建立广播网和发行报纸的事情已经开始准备，特别是报纸，初步是将原来蔡元培办的警钟日报重新改版。不过为了不和当初苏报一样被满清查封，革命性必须降低，娱乐性，特别是借助这种新文体，和风细雨的宣传革命，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的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就是金融体系建设，上半年在美国订购的印刷机到了，工厂已经基本建好，组建银行的事情被提上日程，现在整个租界基本都是洋人的银行，至于华人的，除了中国通商银行之外，就只有钱庄了，因此要招募金融人才还是很难的。
除了金融人才之外，货币也是重要的。货币在很多情况下是比法律都更为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它就是最大的权利。正如梅耶罗斯柴尔德所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真正的要在复兴会控制区内行使权力，除了政治权力要被复兴会所控制外，货币也必须是为复兴会所掌握。这个思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施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的。货币说到底其实还是信用，特别是没有政府担保的纸质货币，要想建立信用有两个关键：可以随时提供兑换，并且遍及控制区的银行营业网点是一个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新组建的农贸公司是另外一个关键。
银钱的不便性大家早就知道，早在几年前东北便有盛京华丰官贴局和盛京华盛官钱局，这两局发行的官贴在东北还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只是在庚子年的时候，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俄国人洗劫一空，直到去年在奉天将军增琪的哀求下，才把官钱局所在让了出来，重新发行奉钱票、银两票、龙元票，只是官钱局被洗劫之后，库银几无，信用有限，加上俄日开战，商业萧条不说，双方在东北强买货物都只给本国货币，俄国还好，给的是羌帖——卢布，日本人更狠，只给垃圾一般的军票。这样的情况下官贴是无法如之前那样重新在东北获得主导地位的。而杨锐则是想趁此把自己货币的范围扩大，不但在东边道发现，在整个辽宁，甚至东北都要推广。
待到十点一刻，他的助理俞子夷敲门之后，在门外道：“先生，已经十点一刻了。今天十点半要在印钞厂见谢先生的。”
王季同闻言道：“好，我马上就出来。”说完就把文件小心的放好，起身而去。
沪上开钱庄票号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懂这银行的华人还是稀少的。几经介绍，最后找到的时北市钱业公会的谢纶辉，此人出身余姚泗门，是当地的望族，在沪上钱业摸爬数十年之后已经是北市钱业会馆总董了。盛宣怀领头组建的中国通商银行虽说找了一个美国人大班，但平时一些重要决策，还是由陈笙郊、谢纶辉几人制定的。
鉴于复兴会和商务印书馆的良好关系，印钞厂设在教堂路，也就是后世江西路的德昌里。旁边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而且教堂路都是钱庄，号称是沪上的华尔街。王季同到德昌里不久，谢纶辉就到了。见礼之后，谢纶辉又介绍自己的两个儿子，其实两人王季同都是认识，他们都在教育会办的特别培训班里上课——为了培养复兴会的经济人才，杨锐把教材里一些较为先进的内容理了出来，办了个内部培训班，本不收外人，但耐不住虞洽卿的死磨，很多沪上的浙江籍子弟也加了进去——大一点的叫谢韬甫，小一点的叫谢光甫，两人都在父亲的钱庄里帮忙，他们还有个哥哥早年去了英国游学，至今未归。
见礼之后经过几道关卡，在负责人张坤带领下众人进入车间，其实也不是进入车间，而是沿着车间里的一道装了一排玻璃窗的走廊参观。最先入眼的是湿纸车间，里面有煮布池、洗布机、压布机等，印钞纸十张一打，夹在湿布中间使其湿润，为了保证纸张湿度均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倒，等到达一定的湿度之后，才被送往印刷车间。凹版印刷显然要比其他印刷方式麻烦，每台凹印机都要三个人伺候，一人上墨，一人擦板，一人上纸取纸。印刷好的钞纸装入铁丝笼到烘干室内烘干，之后便用压光机反复压平，最后是检封、印号、裁切、差码、封包装箱等。
谢纶辉在钱庄里还是见过木雕版和石版印刷的，初次见到雕刻凹版印刷，见着印钞厂的规制有些惊奇，他拿着印好的一元纸币对着光看了看，叹道：“这钞纸印的纹路清晰，凹凸有致，甚难伪造，还是洋人的技艺更精深啊。”
王季同笑道：“哎。这样印出来的纸钞确实难以伪造，只是成本颇高，不光建厂卖机器改厂房一共花了四十多万，就是日常印成本也要比一般的石版印要高许多倍。光是那擦版的棉布每个月就要几百块。这样印出来的小钞，还是要亏不少的。”
谢纶辉倒是不这样看，“小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纸钞印的精美，难以伪造可就等于比其他票子更有信用，更有信用那么自然接受的人就多了，再则没有伪钞那么银行损失也小。对于钱庄来说，纸钞的本不是大事，利钱才是大事，有道是头发丝栓金元宝，有存有贷方能生财。”谢纶辉在钱业打磨几十年，见识的伪钞可不少，每次一见损失都颇大。
王季同经过大半年的学习，数学精深的他也明白这钱业里的道道，这纸币的成本再高，也要比铜元低多了。刚才只是自谦罢了。谢纶辉是老前辈了，不据傲是应该的。(未完待续。)
第一件就是怎么让成员接受复兴会的理念和思想，后世赤色党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整风等来完全思想统一的，这个办法短期有用长期却会失效，在领导拿着完全是秘书写就的稿子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下面的人早已经心猿意马了；至于整风等办法在很多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有人会叉入别道，这些人就应该完全剔除出去，可这整风说到底还是会员的思想建设没有到位，真的要到位了，那还要什么整风。
思想建设第二难办的事情，就是解释复兴会本身。作为一个政党，他是像人一样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那么他就必须解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太祖的话犹在耳边。但很多人在读这句名言的时候都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是谁？”。如果没有确定“我是谁”，那么就没有办法确定“谁不是我”。朋友和敌人都是在“不是我”之中，因此，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明白“我是谁？”
而要明白“我是谁？”那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从那里来？”或者通俗的说——我代表谁。“我是谁”和“我代表谁”其实是一个问题，按照麦克斯的理论，社会是有阶级的，你来自哪个阶级，就自然会代表哪个阶级，如此分析，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可是，对于复兴会来说，按照这个逻辑分析，那么得出的答案就有些荒谬了，复兴会的成员基本是知识分子，是热血书生，这里面除了商业系统的陆行工厂有童工入会，其他95%是知识分子。
凭借知识分子能建设好中国吗？杨锐觉得很难，不是因为这部分人不优秀，而是因为其太优秀而很容易被社会大众所孤立，而且这种优秀说到底也只是说个人素质很优秀，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革命家、政治家。解构剖析的去看，复兴会就是一小撮先进的、优秀的、被爱国主义洗脑的知识分子在造反，其和其他组织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盈利丰厚的商业系统支撑，其指挥的军队，说到底——除了基层士官外——就是一支雇佣军。如果哪一天商业系统崩溃，薪资无法发放，那么这支军队散伙的可能性很大，不要说像老八路军，就是比瑞金的红小兵都不如。
既然无法从“从哪里来？”推导出“我是谁？”，那么只有泛指了。复兴会的定义是：复兴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富强中国、复兴华夏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代表中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复兴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很简单的一句话，杨锐以前看赤色党党章的时候从来都是略过的，但就是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就完全解释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关键问题。以此为纲，那么复兴会的短中长三期目标也很清晰了。短期目标是政权革命，即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中国或者中国大部分省份政治权力，以这个目标看，农民和会党是朋友，大多数开明士绅阶层也是朋友，满清系统里的少数官员和新军是朋友，沪上、汉口、天津等大的通商口岸的工人也是朋友。至于其他的革命党，就不是朋友这么单纯的关系了，和以上人那些可以纳入复兴会的人相比，他们也是革命党，有枪有军队。要想革命后集权，那么现在就要提防，而且也只能提防而已，真要和他们火并一次，那么会内会外都无法接受。
夺取政权是短期目标，而中期目标则是经济革命，或者说是经济改革。这改革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不从土地上改革无助于经济良性发展。当然，按照现实情况看，未来的土改不可能很剧烈，先不说这时代的人口以及土地集中不如后世那么严重，光是复兴会自身的力量就很不足，后世赤色党在建国的时候已经有六百多万党员，其中很多都是经过多年战争磨练的，这样的人拉一个出来就能当一个排用，而复兴会在建国的时候有二十万合格的党员杨锐就要笑了。
除了土地改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也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什么是经济运行机制，在杨锐看来就是金融（货币）、财政、税务、法律、政府政策五个方面，这其中又以货币和税务最难。要让几千年用惯了银钱的中国人用纸币还是有些困难的，更困难的是中国货币主权早已经被外资银行侵占了，要想夺回来那就得大费周章。不过这些都还是相对简单的，最难的是税务改革，农业税因为要重新丈量土地，换做其他时候是要爆发民乱的，但是如果和土地改革结合起来困难就很小了。至于关税可就更头大了，这中国关税从设立开始就是英国人在控制，后世好像是在1930年左右才关税自主的，这个时间太长了，杨锐可等不及。没有关税的保护，稚嫩的民族工业就是渣渣，根本无法成长。
在政权革命和经济改革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复兴华夏文明，至于这个纯粹形而上的议题，杨锐是毫无构想的，同时这个工作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两千多年的帝制惯性下要想改变中国的文化估计需要一两百年，杨锐猜测自己这代人能做的只是标出方向。
自从去了东北之后，杨锐就不断的把他对于革命的思考通过信件传到沪上，然后经章太炎、蔡元培、钟观光、王季同、虞自勋、徐华峰几人的讨论、修正后再送到万安里的复兴会总部，把这些枯燥的东西重新编辑、完善，作为党内指导文件。同时再以这种精神为主导，创作一些、评书、戏曲、歌曲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有道是文以载道，后世好莱坞在电影不断宣扬美国文化一样，通过文艺这样的洗脑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开会。
通过万安里总部，表述腐败的满清是洋人傀儡，全中国知识青年团结起来才能复兴中国的文艺作品已经出了不少。短篇不计，长篇的有射雕英雄传和官场现形记两部，当然，射雕的整个故事框架都做了修过，虽然和原著文风上有些差异，但是这本是白话文写的，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不成问题，并且这还改编成了评书，主要目标是人民大众；戏剧除了改变原有传统戏目之外，又新编了不少西洋话剧和杨锐所说描述的小品，特别是现在复兴军在东北抗俄，战地日记里很多小战斗都可以拿出来编成戏剧的。
在如此多的文艺作品的熏陶下，在东北荒原上残破的复兴军战旗号召下，“参加复兴会，打到东北去”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全中国的热血青年都往沪上而来，齐齐住到了租界的龙门客栈，客栈一百多间客房住满之后便住在旁边的旅社内。而住在客栈里的青年们，则会在客栈房间里找到一份表格，如果其按照表格填写并寄到指定地点的话，那么通过审查之后就会进入一个学校。
在学校里，在上课的同时他们将会被考察，并按照能力和可靠程度分成两块：不清楚底细却有能力的人一般进入建设体系，基本是留学为主；通过各地的教育会的情报网——这些学生基本都是上过学堂的，通过当地的学堂还是能了解很多事情——可以证实是可靠的人，一般进入革命体系，成为三年期的预备会员，基本是读军校或者入文职；至于那些不去留学却又无法确定其可靠度的，一般会派到国内各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感觉可靠的再成为预备会员。当然，成为预备会员之前基本都是单线和总部联系，对于复兴会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
以前是发愁没有会员，现在每个月却有一两百人来投奔，虽然这一两百人里面很多人对如何革命一无所知，但这些人毅力是有的，毕竟能离家投身革命，这勇气还是不小。只是要把这些稚气未脱的学生养成干练、坚定的革命党人还是要很多时日的。
王季同坐在万安里四楼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新到的各类文件。虽然在杨锐的熏陶下，总部的文件也按照重要性和紧急性分成四类，但他还是觉得很忙，近期除了入会者众多之外，立足于沪上的宣传体系建设和金融体系开始被提上日程。思想教育工作是复兴会工作的重点，而宣传系统，则是复兴会的喉舌，沪上建立广播网和发行报纸的事情已经开始准备，特别是报纸，初步是将原来蔡元培办的警钟日报重新改版。不过为了不和当初苏报一样被满清查封，革命性必须降低，娱乐性，特别是借助这种新文体，和风细雨的宣传革命，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的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就是金融体系建设，上半年在美国订购的印刷机到了，工厂已经基本建好，组建银行的事情被提上日程，现在整个租界基本都是洋人的银行，至于华人的，除了中国通商银行之外，就只有钱庄了，因此要招募金融人才还是很难的。
除了金融人才之外，货币也是重要的。货币在很多情况下是比法律都更为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它就是最大的权利。正如梅耶罗斯柴尔德所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真正的要在复兴会控制区内行使权力，除了政治权力要被复兴会所控制外，货币也必须是为复兴会所掌握。这个思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施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的。货币说到底其实还是信用，特别是没有政府担保的纸质货币，要想建立信用有两个关键：可以随时提供兑换，并且遍及控制区的银行营业网点是一个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新组建的农贸公司是另外一个关键。
银钱的不便性大家早就知道，早在几年前东北便有盛京华丰官贴局和盛京华盛官钱局，这两局发行的官贴在东北还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只是在庚子年的时候，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俄国人洗劫一空，直到去年在奉天将军增琪的哀求下，才把官钱局所在让了出来，重新发行奉钱票、银两票、龙元票，只是官钱局被洗劫之后，库银几无，信用有限，加上俄日开战，商业萧条不说，双方在东北强买货物都只给本国货币，俄国还好，给的是羌帖——卢布，日本人更狠，只给垃圾一般的军票。这样的情况下官贴是无法如之前那样重新在东北获得主导地位的。而杨锐则是想趁此把自己货币的范围扩大，不但在东边道发现，在整个辽宁，甚至东北都要推广。
待到十点一刻，他的助理俞子夷敲门之后，在门外道：“先生，已经十点一刻了。今天十点半要在印钞厂见谢先生的。”
王季同闻言道：“好，我马上就出来。”说完就把文件小心的放好，起身而去。
沪上开钱庄票号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懂这银行的华人还是稀少的。几经介绍，最后找到的时北市钱业公会的谢纶辉，此人出身余姚泗门，是当地的望族，在沪上钱业摸爬数十年之后已经是北市钱业会馆总董了。盛宣怀领头组建的中国通商银行虽说找了一个美国人大班，但平时一些重要决策，还是由陈笙郊、谢纶辉几人制定的。
鉴于复兴会和商务印书馆的良好关系，印钞厂设在教堂路，也就是后世江西路的德昌里。旁边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而且教堂路都是钱庄，号称是沪上的华尔街。王季同到德昌里不久，谢纶辉就到了。见礼之后，谢纶辉又介绍自己的两个儿子，其实两人王季同都是认识，他们都在教育会办的特别培训班里上课——为了培养复兴会的经济人才，杨锐把教材里一些较为先进的内容理了出来，办了个内部培训班，本不收外人，但耐不住虞洽卿的死磨，很多沪上的浙江籍子弟也加了进去——大一点的叫谢韬甫，小一点的叫谢光甫，两人都在父亲的钱庄里帮忙，他们还有个哥哥早年去了英国游学，至今未归。
见礼之后经过几道关卡，在负责人张坤带领下众人进入车间，其实也不是进入车间，而是沿着车间里的一道装了一排玻璃窗的走廊参观。最先入眼的是湿纸车间，里面有煮布池、洗布机、压布机等，印钞纸十张一打，夹在湿布中间使其湿润，为了保证纸张湿度均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倒，等到达一定的湿度之后，才被送往印刷车间。凹版印刷显然要比其他印刷方式麻烦，每台凹印机都要三个人伺候，一人上墨，一人擦板，一人上纸取纸。印刷好的钞纸装入铁丝笼到烘干室内烘干，之后便用压光机反复压平，最后是检封、印号、裁切、差码、封包装箱等。
谢纶辉在钱庄里还是见过木雕版和石版印刷的，初次见到雕刻凹版印刷，见着印钞厂的规制有些惊奇，他拿着印好的一元纸币对着光看了看，叹道：“这钞纸印的纹路清晰，凹凸有致，甚难伪造，还是洋人的技艺更精深啊。”
王季同笑道：“哎。这样印出来的纸钞确实难以伪造，只是成本颇高，不光建厂卖机器改厂房一共花了四十多万，就是日常印成本也要比一般的石版印要高许多倍。光是那擦版的棉布每个月就要几百块。这样印出来的小钞，还是要亏不少的。”
谢纶辉倒是不这样看，“小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纸钞印的精美，难以伪造可就等于比其他票子更有信用，更有信用那么自然接受的人就多了，再则没有伪钞那么银行损失也小。对于钱庄来说，纸钞的本不是大事，利钱才是大事，有道是头发丝栓金元宝，有存有贷方能生财。”谢纶辉在钱业打磨几十年，见识的伪钞可不少，每次一见损失都颇大。
王季同经过大半年的学习，数学精深的他也明白这钱业里的道道，这纸币的成本再高，也要比铜元低多了。刚才只是自谦罢了。谢纶辉是老前辈了，不据傲是应该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