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苏联比较起来，只有中亚5国和菠萝的海的三国没有加盟，中亚五国由于和中国的条约的约定不能动的，而菠萝的海三国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了。
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9.7)
此为拉丁文之汉译本，《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在会议上经过宣读核对，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互换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朗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赤钦差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费岳多・鄂斯塔斐耶维赤・乌拉索夫，总主教谢门・克尔尼次克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左：
格尔必齐河为本站根据资料(他人的考察记录和地图上的山谷走向，其河口在东经119度附近)标出,其他城池和界线位置也是如此，仅具参考价值，点击可放大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司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修3 76
(更新时间：2005-3-19 12:11:00 本章字数：12482)
一、最初的关于日本的记载
在中国最早称呼日本为“倭”，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日本的记载是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对于《山海经》到底属于地理书还是神怪书现在仍有争议），《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说明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大致地理方位，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倭”这一称呼却流传了下来，甚至一直到明朝，我国仍然称呼日本的一些海盗为“倭寇”。
一直到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有比较明确的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所谓的乐浪就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该是指黄海及东海一带。这里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还是指部落或部落联盟。
当时的日本仍然处于弥生时代中期(公元前300左右--公元300年左右)，应该是氏族社会末期，奴隶制尚处于萌芽阶段。
另外，据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自《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对于这项记录，在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这就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有些人认为这里的倭王可能就是邪马台国的男王。
在后汉末年，由于中国北方的人民起义不断，汉王朝政权不稳，最终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这样乐浪就成为东北亚诸族的交通中心。后汉建安9年(204年)公孙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公孙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二、邪马台国与中国的通好
首先介绍一下邪马台国。在弥生时代中后期，约当公元1、2世纪(后汉中期)之际，在日本出现了一个称为“邪马台”的大女王国。由于当时日本尚无文字和历史记载，只能从中国的文献得到说明。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三国志》中没有记述女王国的年代。据《后汉书?倭传》指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共立为王。”
综合以上两种文献研究，可知卑弥呼为女王时是在后汉桓帝(147―167)、灵帝(168―188)时代，即2世纪40至80年代之际。女王以前还有一个男王统治70至80年，所以邪马台国成立年代约在2世纪初或1世纪末。
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众说纷坛，迄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特别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由于后来畿内地区的大和国与邪马台国并没有明显的交替关系，加之邪马台国与中国交往似乎十分便利，所以但是邪马台国在九州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不管怎样，邪马台国与后汉的通好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上述的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邪马台国以前，日本就同中国往来了。前面已经提过，有人认为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来洛阳朝贡的倭国王帅升就是卑弥呼以前的第一代男王。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末邪马台国在107年就与中国第一次通好了。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来有大概有以下四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中日两国的建交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在中国方面，魏国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是为了明确卑弥呼女王对魏国的臣属关系，切断日本与航海更加便利的吴国的交往。日本方面，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在当时日本各国中的影响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
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得到了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已不能感到满足，于是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竟有3000多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另外，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三、大和国倭五王时代与中国的通好
在九州北部出现邪马台国的时期，本州中部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家。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自《晋书》记载泰始初年(公元265)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的约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史书没有记录有关日本的事情。5世纪以后倭国才又出现在中国史书上，但不见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唯一可供推测曾进行过统一战争的资料，是478年(刘宋升明2年)倭王武（雄略天皇）致宋顺帝的表文。文中写道：“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入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这段史料说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和国在基本统一日本以后，又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并且一度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由此成了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和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强对朝鲜的侵略。但是最终被高句丽、新罗联军击败。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这五个倭王即第一代赞、第二代珍(赞之弟)、第三代济、第四代兴、第五代武(兴之弟)。据日本学者考证为：赞即仁德天皇，珍即反正天皇，济即允恭天皇，兴即安康天皇，武即雄略天皇。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而在中国方面，很大一部分也是想借日本的力量牵制朝鲜半岛诸国，使他们可以对中国臣服。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
第一次：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倭王赞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
第二次：刘宋永韧2年(公元421年)倭王赞遗使朝贡。
第三次：刘宋元嘉2年(公元425年)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李表献方物。
第四次：刘宋元嘉7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
第五次：刘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倭王珍遣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末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六次：刘宋元嘉20年(443)倭王济遣使朗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七次：刘宋元嘉28年(451)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与倭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
第八次：刘宋大明4年(460)倭王济第三次遣使向宋孝武帝朝贡。
第九次：刘宋大明6年(462)倭王兴(济之子)遣使朝贡，宋孝武帝只封他为“安东将
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9.7)
此为拉丁文之汉译本，《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在会议上经过宣读核对，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互换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朗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赤钦差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费岳多・鄂斯塔斐耶维赤・乌拉索夫，总主教谢门・克尔尼次克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左：
格尔必齐河为本站根据资料(他人的考察记录和地图上的山谷走向，其河口在东经119度附近)标出,其他城池和界线位置也是如此，仅具参考价值，点击可放大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司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修3 76
(更新时间：2005-3-19 12:11:00 本章字数：12482)
一、最初的关于日本的记载
在中国最早称呼日本为“倭”，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日本的记载是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对于《山海经》到底属于地理书还是神怪书现在仍有争议），《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说明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大致地理方位，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倭”这一称呼却流传了下来，甚至一直到明朝，我国仍然称呼日本的一些海盗为“倭寇”。
一直到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有比较明确的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所谓的乐浪就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该是指黄海及东海一带。这里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还是指部落或部落联盟。
当时的日本仍然处于弥生时代中期(公元前300左右--公元300年左右)，应该是氏族社会末期，奴隶制尚处于萌芽阶段。
另外，据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自《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对于这项记录，在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这就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有些人认为这里的倭王可能就是邪马台国的男王。
在后汉末年，由于中国北方的人民起义不断，汉王朝政权不稳，最终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这样乐浪就成为东北亚诸族的交通中心。后汉建安9年(204年)公孙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公孙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二、邪马台国与中国的通好
首先介绍一下邪马台国。在弥生时代中后期，约当公元1、2世纪(后汉中期)之际，在日本出现了一个称为“邪马台”的大女王国。由于当时日本尚无文字和历史记载，只能从中国的文献得到说明。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三国志》中没有记述女王国的年代。据《后汉书?倭传》指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共立为王。”
综合以上两种文献研究，可知卑弥呼为女王时是在后汉桓帝(147―167)、灵帝(168―188)时代，即2世纪40至80年代之际。女王以前还有一个男王统治70至80年，所以邪马台国成立年代约在2世纪初或1世纪末。
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众说纷坛，迄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特别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由于后来畿内地区的大和国与邪马台国并没有明显的交替关系，加之邪马台国与中国交往似乎十分便利，所以但是邪马台国在九州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不管怎样，邪马台国与后汉的通好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上述的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邪马台国以前，日本就同中国往来了。前面已经提过，有人认为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来洛阳朝贡的倭国王帅升就是卑弥呼以前的第一代男王。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末邪马台国在107年就与中国第一次通好了。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来有大概有以下四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中日两国的建交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在中国方面，魏国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是为了明确卑弥呼女王对魏国的臣属关系，切断日本与航海更加便利的吴国的交往。日本方面，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在当时日本各国中的影响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
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得到了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已不能感到满足，于是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竟有3000多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另外，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三、大和国倭五王时代与中国的通好
在九州北部出现邪马台国的时期，本州中部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家。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自《晋书》记载泰始初年(公元265)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的约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史书没有记录有关日本的事情。5世纪以后倭国才又出现在中国史书上，但不见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唯一可供推测曾进行过统一战争的资料，是478年(刘宋升明2年)倭王武（雄略天皇）致宋顺帝的表文。文中写道：“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入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这段史料说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和国在基本统一日本以后，又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并且一度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由此成了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和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强对朝鲜的侵略。但是最终被高句丽、新罗联军击败。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这五个倭王即第一代赞、第二代珍(赞之弟)、第三代济、第四代兴、第五代武(兴之弟)。据日本学者考证为：赞即仁德天皇，珍即反正天皇，济即允恭天皇，兴即安康天皇，武即雄略天皇。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而在中国方面，很大一部分也是想借日本的力量牵制朝鲜半岛诸国，使他们可以对中国臣服。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
第一次：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倭王赞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
第二次：刘宋永韧2年(公元421年)倭王赞遗使朝贡。
第三次：刘宋元嘉2年(公元425年)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李表献方物。
第四次：刘宋元嘉7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
第五次：刘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倭王珍遣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末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六次：刘宋元嘉20年(443)倭王济遣使朗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七次：刘宋元嘉28年(451)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与倭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
第八次：刘宋大明4年(460)倭王济第三次遣使向宋孝武帝朝贡。
第九次：刘宋大明6年(462)倭王兴(济之子)遣使朝贡，宋孝武帝只封他为“安东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