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开始实施以来。所谓“行政许可”，我们可以简约地把它理解为“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法》第十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也可通过地方性法规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该法取消了中央政府部门的许可设定权，即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国务院的部委，根本无权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行政许可。
作为国家重要的部委机关，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不可能不懂得这部法律的精神和具体条文。事实上，
自从《行政许可法》经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之后，
国务院旋即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了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不久，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限令对政府行政许可规定依法进行清理，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抓紧做好有关行政许可规定的清理工作，要求清理工作尽早尽快
的全部完成，凡与《行政许可法》不一致的有关行政许可的规章制度，自《行政许可法》施行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当年
的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在“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等场合，要求全体公务人员充分认识实施《行政许可法》在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和贯彻“三个代表”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并以此为契机，加快依法治国和政府职能转变。此后，全国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对该法进行了组织学习和考试，直接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务员须参加闭卷考，不及格的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国家发改委法规官员则对新华社记者介绍，该委已经就《行政许可法》举办了7期培训班。信息产业部则宣布，已调整和取消了7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集成电路卡生产企业认定、通信建设项目评标专家资格认证；电信设备进网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授权审批；移动和固定电话机维修单位资质认证等。
然而，就在《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之时，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仍然对未报批的电信资费套餐举起了红头大印。这是权力对法律好一记响亮的耳光，被行政部门反复学习的《行政许可法》成了一个笑话。
如果在那年的
7月1日之前，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有充足的依据这样做。按照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电信条例》，信息产业部被授权拥有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对基础电信业务资费进行政府干预的权力。但人所共知，《行政许可法》作为国家大法其法律效应大于《电信条例》。更何况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的明确规定，只有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包括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而第十三条则指出，六类事项中“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或“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等可采用其他方式解决的，也不必许可和审批。电信服务的资费问题，10年前被当时的邮电部以涉及国家利益为由始终控制在手中，而自2001年的电信改革并经历两次大的分拆和上市之后，六大电信运营商已经在市场中展开充分竞争，信息产业部等中央部委仍然大手长伸，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和越权，既没有合理性，更不具备合法性。
而且这个问题到现在有七年了，都还没有得到纠正。不能不说可悲。
经济学家钱颍一曾经写过两篇在中国学界影响深刻的文章――《政府与法治》和《市场与法治》，系统地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善法和恶法、善政府与恶政府这六者的互作关系。钱颍一在讨论“权力的悖论”时写到：“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可以我行我素，就使得它的许诺都变得不可信。当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许诺的政策时，他们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反而使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反过来，通过法治限制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的行为，就会使得政府的承诺变得可信。结果老百姓积极性上升，不仅老百姓受益，政府也从中受益。”
这不仅仅是逻辑推导的结果，也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今天，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依靠法治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它本身的目的，是对政府本身权力的限制，因此，《行政许可法》可以称做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法律建设之一，它真正体现了法治的精神：法律本身最根本的功用是限制权力而非限制自由，或者说，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作用才是约束经济人。
但是，这一根本的观念，并未成为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民众的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三十
年，在开始的10多年时间，我们认为法制是保障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制度基础，因此我们经常为又制订了多少多少部法律而自豪；从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那么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潜规则，又使朝野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于是政府提出了“以法治国”(rule
by
law)的新思路。然而，今天我们必须看到，“以法治国”仍然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权力还是在法律之上，可以以法为工具自我授权设租，“以法治国”下的政府在本质上仍是无限政府，并且受利益的驱动，这种来自于公众的行政权力很容易被部门市场化，而造就市场中对其他经济人极不公平的主体，使市场经济成为一个为既得利益者和偷换国家利益概念者所有、所治、所享的体系。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摒弃权贵资本化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公平地受法律约束的有限高效政府，是一个主要以限制权力面貌出现的法治，在这个法治(rule
of law)下，政府与经济是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关系。因此，《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必须不断地为之而战斗。
最后，在为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成就了巨大发展的同时，不管你是否同意，请大家再次聆听
去世的杨小凯教授一片赤子之心的告诫：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后发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他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我们无法轻易走出的背影。
这个绝对是一个搞改革的 人才，我对自己说。我现在需要帮手，我一定要用他！
修2 48
(更新时间：2005-1-17 10:27:00 本章字数：2455)
看到了西部的这个情况以后，我在请示了那三个狡猾的老狐狸后， 决定 首先在西部地区进行一次大的改革，也好个以后全国 性的改革
积累一些经验，于是我主持召开了一次西部所有的地区都出席的西部大会。我首先在会上发言了：
“有人说我来了以后就搞独裁，我不想和他们说太多。
一个现代大国，保证国家不分裂，不会有人成为军阀和地方势力根本的办法是靠国家制度国家宪法，靠的是政治教育和所有人的文化程度的提高。在广大民众大多是文盲的年代，一些少数人可以操纵一个地区，一支军队，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国家主席也要按党的章程去办，按国家的宪法去办，否则就会被弹劾，就会被人民推翻，当然这种推翻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而是运用现代相互制约的权利去推翻他，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不是看他的国家里有多少人敢去骂政府，有多少人可以上大街去游行，我记得有
看过一个报道：一年在香港有一次有50多万人参加游行，目的是反对什么23条，后来我问过一些香港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23条吗？你们是参加的什么组织的游行队伍？他们都懵懵然的说“不知道啊，反正在家里没事，当是户外运动喽。”
所以，看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主要看的是这个国家是否是有人在独裁，是否使人民活在暗无天日的制度环境里，泛民主的论调对于一个庞大的民族是有害的，就好像荷叶包针个个出头，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有些西方人文的思想其实是剽窃我们祖宗的思想出口返内销的，可是我们还不是有很多文人抱在怀里不放，弄的是邯郸学步，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国家强盛，民族强大的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软弱过，也从来没有独裁过，我们党和政府的制度保证了核心人员在到达那个位置以后不会再去考虑什么个人的问题了，早就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了，这是人类进化的必然逻辑，而西方民主制度是不具备这个属性的，他们的当选人无论怎么纯洁都是代表着有一定背景的集团利益，不过是把宪法玩弄在手掌上，利用摸棱两可的法律解释去引导舆论操纵舆论，所以经常会出现国内的几个大的经济财团交替发展的现象。微软在克林顿时期是要坚决的分拆，他不仅仅是垄断了美国的操作软件市场，而且已经垄断了世界的操作软件市场，可是小布什一上台就全变了，什么原因？为了美国的利益，在这个幌子下，美国人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也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尽管现在的中央政府是高效和廉洁的，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国家强制推行廉洁，依法治国，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经常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很好的政策到了下边就走样和变质了，人们常说的“大神好敬，小鬼难缠”也就是这个道理，记得98大洪水的时候，当时的“老总理”
去沿线检查，一个“九江”的江堤给“御”封了豆腐渣工程，还有就是在安徽国库调集存粮支援灾区的时候，结果安徽的国库竟然是空的，“老总理”激愤的拍案问道“你们说的到底有多少还是真的？！”国内一些企业的头头原来大多数是国营企业的干部，经过这些年的更换，有许多优秀的涌现出来，但是说起和政策兜圈子、争夺市场、同业“倾扎”这些坏“招”。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现实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呢？
同志们，我们党经历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了无数个不可想象的困难，才带领中国人民走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数得着的经济大国，也是对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中还残留着过去时代的产物，残留着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的想法，这些过时的观念阻碍我们的前进，阻碍我们的发展。
当前国民经济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国家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改变到有自己特色的多种成分的市场经济，我们用了30几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发达的小康社会，当今的世界很不太平，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去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对已经不适合我国现有国情的制度和体系进行变革，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伤及到一些人的个人利益和权利，但是我们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值一提的，我相信我们的党员能够正确的理解党中央的用心，能够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把我们的国家治理的更好。
我们是执政党，那么我们就要立党为公，就要执政为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毫不动摇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才能为民族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在我们面前还有更多的困难，还有许多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有我们的党，我们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有我们六千多万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一定可以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那么怎么样的才能做 的更好呢？因此我 在请示中央后决定要进行 大的改革 ，首先我们是一个国家，却有两个
税收系统，因此，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状况，从现在开始，税收直接收归中央。我们西部呢是收归这个小中央，也就 说现在整个
西部的税收收归西部开发委员会.并且由西部开发委员会统一的支配。
而在全国经过大区规划以后，政府开支由大区统一调配，全国共分为六个大区进行财政预算单位，在六个中心区设立国务院派出机构，统筹管理全国乡以上政府部门的各种支出，而财政收入主要体现在全国的各种税收当中，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
.中央的回答 是这个方案将提交给人大讨论在 通过后执行。
为了杜绝那些出工不出力的干部，全会制定了严格的党员操守规则，对于涉嫌腐败的官员严惩.向这样的,地方上的财经问题总算是有了解决的办法，为了平稳过度到现在的模式下，总理和各部门的头头们穿梭般的往来各个省区，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央的精神，搬掉一些阻力，中央现在已经下决心撤换了
有好 些的东南方沿海城市的市长书记，对于一些有想法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也把他们送到了中央党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开始实施以来。所谓“行政许可”，我们可以简约地把它理解为“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法》第十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也可通过地方性法规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该法取消了中央政府部门的许可设定权，即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国务院的部委，根本无权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行政许可。
作为国家重要的部委机关，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不可能不懂得这部法律的精神和具体条文。事实上，
自从《行政许可法》经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之后，
国务院旋即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了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不久，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限令对政府行政许可规定依法进行清理，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抓紧做好有关行政许可规定的清理工作，要求清理工作尽早尽快
的全部完成，凡与《行政许可法》不一致的有关行政许可的规章制度，自《行政许可法》施行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当年
的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在“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等场合，要求全体公务人员充分认识实施《行政许可法》在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和贯彻“三个代表”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并以此为契机，加快依法治国和政府职能转变。此后，全国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对该法进行了组织学习和考试，直接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务员须参加闭卷考，不及格的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国家发改委法规官员则对新华社记者介绍，该委已经就《行政许可法》举办了7期培训班。信息产业部则宣布，已调整和取消了7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集成电路卡生产企业认定、通信建设项目评标专家资格认证；电信设备进网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授权审批；移动和固定电话机维修单位资质认证等。
然而，就在《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之时，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仍然对未报批的电信资费套餐举起了红头大印。这是权力对法律好一记响亮的耳光，被行政部门反复学习的《行政许可法》成了一个笑话。
如果在那年的
7月1日之前，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有充足的依据这样做。按照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电信条例》，信息产业部被授权拥有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对基础电信业务资费进行政府干预的权力。但人所共知，《行政许可法》作为国家大法其法律效应大于《电信条例》。更何况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的明确规定，只有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包括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而第十三条则指出，六类事项中“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或“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等可采用其他方式解决的，也不必许可和审批。电信服务的资费问题，10年前被当时的邮电部以涉及国家利益为由始终控制在手中，而自2001年的电信改革并经历两次大的分拆和上市之后，六大电信运营商已经在市场中展开充分竞争，信息产业部等中央部委仍然大手长伸，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和越权，既没有合理性，更不具备合法性。
而且这个问题到现在有七年了，都还没有得到纠正。不能不说可悲。
经济学家钱颍一曾经写过两篇在中国学界影响深刻的文章――《政府与法治》和《市场与法治》，系统地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善法和恶法、善政府与恶政府这六者的互作关系。钱颍一在讨论“权力的悖论”时写到：“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可以我行我素，就使得它的许诺都变得不可信。当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许诺的政策时，他们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反而使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反过来，通过法治限制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的行为，就会使得政府的承诺变得可信。结果老百姓积极性上升，不仅老百姓受益，政府也从中受益。”
这不仅仅是逻辑推导的结果，也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今天，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依靠法治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它本身的目的，是对政府本身权力的限制，因此，《行政许可法》可以称做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法律建设之一，它真正体现了法治的精神：法律本身最根本的功用是限制权力而非限制自由，或者说，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作用才是约束经济人。
但是，这一根本的观念，并未成为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民众的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三十
年，在开始的10多年时间，我们认为法制是保障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制度基础，因此我们经常为又制订了多少多少部法律而自豪；从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那么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潜规则，又使朝野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于是政府提出了“以法治国”(rul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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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摒弃权贵资本化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公平地受法律约束的有限高效政府，是一个主要以限制权力面貌出现的法治，在这个法治(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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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为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成就了巨大发展的同时，不管你是否同意，请大家再次聆听
去世的杨小凯教授一片赤子之心的告诫：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后发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他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我们无法轻易走出的背影。
这个绝对是一个搞改革的 人才，我对自己说。我现在需要帮手，我一定要用他！
修2 48
(更新时间：2005-1-17 10:27:00 本章字数：2455)
看到了西部的这个情况以后，我在请示了那三个狡猾的老狐狸后， 决定 首先在西部地区进行一次大的改革，也好个以后全国 性的改革
积累一些经验，于是我主持召开了一次西部所有的地区都出席的西部大会。我首先在会上发言了：
“有人说我来了以后就搞独裁，我不想和他们说太多。
一个现代大国，保证国家不分裂，不会有人成为军阀和地方势力根本的办法是靠国家制度国家宪法，靠的是政治教育和所有人的文化程度的提高。在广大民众大多是文盲的年代，一些少数人可以操纵一个地区，一支军队，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国家主席也要按党的章程去办，按国家的宪法去办，否则就会被弹劾，就会被人民推翻，当然这种推翻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而是运用现代相互制约的权利去推翻他，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不是看他的国家里有多少人敢去骂政府，有多少人可以上大街去游行，我记得有
看过一个报道：一年在香港有一次有50多万人参加游行，目的是反对什么23条，后来我问过一些香港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23条吗？你们是参加的什么组织的游行队伍？他们都懵懵然的说“不知道啊，反正在家里没事，当是户外运动喽。”
所以，看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主要看的是这个国家是否是有人在独裁，是否使人民活在暗无天日的制度环境里，泛民主的论调对于一个庞大的民族是有害的，就好像荷叶包针个个出头，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有些西方人文的思想其实是剽窃我们祖宗的思想出口返内销的，可是我们还不是有很多文人抱在怀里不放，弄的是邯郸学步，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国家强盛，民族强大的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软弱过，也从来没有独裁过，我们党和政府的制度保证了核心人员在到达那个位置以后不会再去考虑什么个人的问题了，早就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了，这是人类进化的必然逻辑，而西方民主制度是不具备这个属性的，他们的当选人无论怎么纯洁都是代表着有一定背景的集团利益，不过是把宪法玩弄在手掌上，利用摸棱两可的法律解释去引导舆论操纵舆论，所以经常会出现国内的几个大的经济财团交替发展的现象。微软在克林顿时期是要坚决的分拆，他不仅仅是垄断了美国的操作软件市场，而且已经垄断了世界的操作软件市场，可是小布什一上台就全变了，什么原因？为了美国的利益，在这个幌子下，美国人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也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尽管现在的中央政府是高效和廉洁的，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国家强制推行廉洁，依法治国，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经常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很好的政策到了下边就走样和变质了，人们常说的“大神好敬，小鬼难缠”也就是这个道理，记得98大洪水的时候，当时的“老总理”
去沿线检查，一个“九江”的江堤给“御”封了豆腐渣工程，还有就是在安徽国库调集存粮支援灾区的时候，结果安徽的国库竟然是空的，“老总理”激愤的拍案问道“你们说的到底有多少还是真的？！”国内一些企业的头头原来大多数是国营企业的干部，经过这些年的更换，有许多优秀的涌现出来，但是说起和政策兜圈子、争夺市场、同业“倾扎”这些坏“招”。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现实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呢？
同志们，我们党经历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了无数个不可想象的困难，才带领中国人民走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数得着的经济大国，也是对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中还残留着过去时代的产物，残留着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的想法，这些过时的观念阻碍我们的前进，阻碍我们的发展。
当前国民经济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国家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改变到有自己特色的多种成分的市场经济，我们用了30几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发达的小康社会，当今的世界很不太平，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去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对已经不适合我国现有国情的制度和体系进行变革，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伤及到一些人的个人利益和权利，但是我们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值一提的，我相信我们的党员能够正确的理解党中央的用心，能够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把我们的国家治理的更好。
我们是执政党，那么我们就要立党为公，就要执政为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毫不动摇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才能为民族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在我们面前还有更多的困难，还有许多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有我们的党，我们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有我们六千多万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一定可以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那么怎么样的才能做 的更好呢？因此我 在请示中央后决定要进行 大的改革 ，首先我们是一个国家，却有两个
税收系统，因此，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状况，从现在开始，税收直接收归中央。我们西部呢是收归这个小中央，也就 说现在整个
西部的税收收归西部开发委员会.并且由西部开发委员会统一的支配。
而在全国经过大区规划以后，政府开支由大区统一调配，全国共分为六个大区进行财政预算单位，在六个中心区设立国务院派出机构，统筹管理全国乡以上政府部门的各种支出，而财政收入主要体现在全国的各种税收当中，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
.中央的回答 是这个方案将提交给人大讨论在 通过后执行。
为了杜绝那些出工不出力的干部，全会制定了严格的党员操守规则，对于涉嫌腐败的官员严惩.向这样的,地方上的财经问题总算是有了解决的办法，为了平稳过度到现在的模式下，总理和各部门的头头们穿梭般的往来各个省区，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央的精神，搬掉一些阻力，中央现在已经下决心撤换了
有好 些的东南方沿海城市的市长书记，对于一些有想法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也把他们送到了中央党校